2011-05-18 01:24:03
連日來，醉駕入刑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此次爭議源于5月10日，最高法副院長張軍的一番講話——“各法院應慎重穩妥具體追究醉駕者責任，不應僅從文意理解只要達到醉駕標準，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張軍的話被許多人認為是給醉駕入刑“留了口子”，因此引發了質疑。
隨后，媒體陸續曝出，多家法院收到最高法醉駕案指導意見，要求醉駕入刑符合《刑法》總則第13條規定，情節顯著輕微的，不認定為犯罪。緊接著，又有媒體報道，最高下發通知稱，對于醉駕案件已經采取強制措施的，法院可視具體案情依法變更強制措施。有法學專家稱，最高法所指的“依法變更強制措施”，指的是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非羈押措施。
縱觀連續數天的爭論，核心有兩個：一是最高法“醉駕不一定入刑”的說法是否成立；二是如何看待最高法對醉駕可變更強制措施的表態。
第一個爭議牽扯到兩個具體的問題：
首先，最高法有沒有權力解釋“醉駕入刑”條款？需要明確的是，法律解釋只針對那些語義不夠清晰，會有不同解讀的規定，語義明確的規定是無需解釋的。按照《立法法》和全國人大的相關規定，我國的法律解釋分為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立法解釋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針對法條本身做出的解釋；司法解釋是司法機關針對法條適用所做的解釋。以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以飆車和醉駕為例，法條原文是：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立法層面上，這一條款由嚴密的假定、制裁、處理三部分構成。由于其本身的明確性，毋需再做立法上的進一步解釋。而司法解釋不能解釋法條本身，只能針對如何適用法條。比如，飆車入刑有情節嚴重的要件，情節嚴重沒有標準內涵，司法解釋可以對哪些情況適用情節嚴重條款，做進一步明確。由于醉駕本身就是入刑要件，而醉駕區別與飲酒駕車，有其客觀標準，所以對如何適用這一條，司法解釋是沒有解釋空間的。可見，醉駕入刑是法律明確無誤的，對這一條款本身，最高法沒有做司法解釋的權力。對其適用，最高法也沒有做司法解釋的必要和空間。
其次，拋開司法解釋，最高法對醉駕不一定入刑的理由是否成立？最高法和一些專家認為，刑法分則受制于總則，應根據刑法總則13條的規定，醉駕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實際上是法條沖突以誰為準的問題。法理上，這一問題早已解決：一是上位法優于下位法；二是同一位階的，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特別條款優于一般條款。對刑法而言，刑法總則13條是大原則，屬于一般條款，醉駕入刑法條是分則中的具體規定，屬于特別條款。司法實踐中，特別條款規定得更具體，更有利于具體案件的援引，一般都優先采用分則條款判案，只有分則條款不夠具體時，才引用總則中的一般條款作為判案依據。以舉證為例，《民事訴訟法》第一編總則部分規定，誰主張誰舉證。但在產品質量責任等一些具體案件中卻規定“舉證倒置”。法院審理這些案件時，都是根據特別條款優于普通條款的方式確定舉證責任。所以，以刑法總則13條的規定推翻分則醉駕入刑的具體規定，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
第二個爭議是，如何看待最高法對醉駕可變更強制措施的表態。法學專家說，變更強制措施的具體內容是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法律上，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雖然都是強制措施，但這兩種強制措施的殺傷力大大減弱，變更前相當于“牢里服刑”，變更后就相當于“家里服刑”。因此，最高法的這一表態引起外界擔心：擔心開這個口子會削弱醉駕入刑對醉駕的威懾力；擔心執行不公，使有權和有錢者可以輕松逃脫蹲班房的懲罰。這種擔心并非空穴來風，司法部門應該正視這兩種擔心，在執行中嚴格依法辦事，打消公眾的疑慮。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最高法的這一表態也不失為一個務實的辦法。因為最近各地陸續曝出了很多醉駕案件，醉駕數量確實很多，如果一律采用羈押的辦法，司法系統、看守所都會吃不消，而且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在法律上有嚴格的適用標準。醉駕為較輕的刑事犯罪行為，對嫌疑人采用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一般也不會危害社會，這都符合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法定標準，所以這種做法是有法可依的，也是可取的。
對于醉駕入刑的各種爭論，很多源于各方對于法律本身的不了解，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司法機關角色的錯位。作為法律的執行者，司法系統唯有忠于法律，嚴格執法，慎重行事，方能真正平息各種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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