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取義的可怕

　　最近翻閱以前的《南方人物周刊》，看到里面刊登了一篇有關王勇平的文章，提到有關車頭掩埋的問題，王勇平的原話是：“我今天下飛機的時候，接機的同志說，在網上已經看到有這樣的信息，在此之前，因為我在機上還沒有掌握到，我也問他：怎么會發生這樣愚蠢的問題呢？這樣一個舉世都知道的事故，難道能夠掩埋得了嗎？他告訴我，不是想掩埋，……他們做出了這樣的解釋：因為當時現場搶險的情況環境非常復雜，下面是一個泥潭，施展開來很不方便，還要對其他的車體進行處理，所以他把那個車頭埋在下面，蓋上土，主要是便于搶險。目前，他的解釋理由是這樣，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這段話中，王勇平說：“我也問他：怎么會發生這樣愚蠢的問題呢？這樣一個舉世都知道的事故，難道能夠掩埋得了嗎？”這應該是一個合乎常情、順應當時氣氛的話，但卻被忽略了，而“我反正信了”卻被逮住了，這就是斷章取義的可怕。

　　當然，王勇平當時被強烈攻擊，他也只是替罪羊。

　　但是，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反思，一個負責任、注重長期公信力的媒體，是不應該一直被民意牽著鼻子走的，報道的平衡也不僅是為了回避風險，而更是為了通過多方采訪來盡力還原事實真相、挖掘背后的深刻動因，總結經驗教訓。斷章取義，體現的不僅是人格的不獨立，最終更可能會助長形成“多數人的暴政”。

　　同時，我也在想另一個問題，以前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也是很有自己個性，結果后來被調至其它崗位，繼任的發言人就再沒被媒體抓住過“驚人之語”，看起來是表現得非常“平穩”了。然而，這種“平穩”有利于公眾得到或接近更多事實真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