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轉信托遍地開花 農業部調研評估影響

每經記者 金微  發自北京

土地流轉信托在全國呈現加速布局的勢頭。最近中信信托、北京信托相繼在安徽、山東、河南、貴州、湖北等地搶灘，推出各自的土地信托計劃，截止3月7日，兩家信托公司已推出10單信托，涉及土地面積或達十幾萬畝。

3月6日，在全國政協小組討論結束后，全國政協委員、農業部副部長牛盾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土地流轉信托目前只是試點，作為工商資本的一種，政策是允許的但要看效果，“我們不贊成工商資本長期超大規模地集中農村土地，我們正在觀察、調研和評估土地信托的影響。”

土地信托密集搶灘

3月7日，中信信托表示與河南濟源市政府合作，正式成立了河南省首個土地流轉信托項目——“中信·濟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集合信托計劃”，項目涉及濟源軹城鎮、思禮鎮下屬共6個行政村的4094.5畝農業用地，預計兩年內流轉規模可達2萬畝。

該項目的第三方服務商為河南本土優秀苗木企業鄢陵花藝綠化工程有限公司，項目主要引入苗木花卉產業，流轉土地種植品種以具備防霧霾、抗風沙、耐干旱等性能的苗木為主。該項目被喻為全國首個針對建設生態文明、防風固沙、防治霧霾為主要目的的土地流轉信托。

就在當天“中信信托”與湖北省黃岡市人民政府，就共建龍感湖土地信托化改革試驗區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此次流轉項目涉及6萬余畝土地，是目前為止涉及土地面積最大的土地流轉信托，也是首單以土地信托介入國有農場改革的新模式。

此前，中信信托已在安徽省馬鞍山、安徽宿州、山東青州、貴州貴陽推土地流轉信托，并準備在吉林、河北、內蒙古等多個省份加速布局。而北京信托也不甘落后，于近期推出了第四單信托。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包括中糧信托、百瑞信托在內的多家信托公司也將加入到土地流轉信托項目的隊伍之中。

信托公司方面表示，通過信托的介入可以有效降低農業生產成本，解決農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有效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另外土地流轉既可以使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事效益更高的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宏達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滄龍認為，針對我國農村實際，目前所有法律關系中，唯有信托法律關系能夠充分實現權、責、利相分離。“通過將農村集體土地信托化，能夠在保持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這一根本制度不變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農村土地經營權的個人占有，有效分離農村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受益權，保障農民合法權益。”

不過，土地流轉信托也引起質疑。由于政策的底線是土地流轉必須實行農地農用，而農業是高風險低收益的行業。原本，農民經營土地只需要單方面為農民創造收益，但現在信托加入后成本大大升高，因為農業收益要支付的對象包括：投資者每年的投資回報、信托公司的收益，第三方農業公司的利潤，農民轉讓土地承包費則分12年支付。

土地信托不能減少農民收入

今年2月27日，農業部農村經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表示，土地信托都是新生事物，農民愿不愿意是最關鍵的出發點，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防范有風險的一面。

公開資料顯示，去年底國家農業部經管司副司長趙鯤一行對宿州市土地信托及家庭農場進行了調研。不過，目前農業部門尚未出臺對土地信托監管的具體政策。

在兩會上，劉滄龍建議，國家應盡早出臺措施鼓勵信托公司參與農村土地流轉，盡早將農民手中的土地資源盤活。

牛盾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獨家專訪時表示，信托是工商資本的一種，他們參與土地流轉政策上是允許的，但要看效果，“我們鼓勵社會多元化資本參與農業現代化經營，但不贊成工商資本長期超大規模地把農村土地集中，這容易出現土地非農化和非糧化，也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加。”

牛盾說，現在比較好的模式是家庭農場或農業大戶經營的土地在100畝或者幾百畝，對耕地有保護作用，但是上千畝上萬畝的則一定要警惕，“而土地幾千畝上萬畝的集約化規模化產業化的效益，收入非常大，這種效益最終到了擁有工商資本或有錢的少數人手里，與我們的政策設計初衷相違背。”

牛盾說，參與土地流轉要四個堅持，不能改變土地集體所有的性質、不改變農地農用的性質；不能降低農產品的供應，不能減少農民的收入，“所以土地流轉信托確實需要很好的評估。”

他認為，工商資本應該考慮，農地農用不會得到暴利不會快速致富，農業是個長期的過程，要考慮自然與經濟的風險。“我們強調市場決定論，但是當市場會有失靈的時候，要發揮政府的功能，彌補市場的缺陷。”

牛盾表示，不贊成長期將農民土地流轉的原因還在于無形中增加市場和農業生產的風險，不利于整體農業的發展。“古今中外，農業都是弱勢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我們必須保護。”

由于信托計劃長達10年或12年，這意味著未來土地流轉信托還面臨一個農戶信托收益權變現的問題。此前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信托的設計是將農民10或20年的土地全部抵押出去，“如果農業公司破產，農民剩下十來年的土地收益找誰要去？這對對農民的風險很大。”

牛盾認為，事實上這也是市場巨大的風險，在這個市場面前，農民顯得特別弱小。“不能說十年每年就給農民八百塊錢，而且這十年國家的財力會不斷提高，我們給經營者工商資本不斷地補貼，在市場經濟貿易中農業產業受損，我們還要建立補償機制。這些都需要反思。”

牛盾表示，如果土地流轉信托出現非糧化非農化，不能增加農民收入，這不是政策設計的原意。“除了密切地跟蹤和評估，如果需要的話，我們還會與銀監會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