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高通：市場的“技術領導者”和“利潤破壞者”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馮海超 葉書利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馮海超 葉書利 發自北京

從技術及商業模式角度看，高通無疑是全球技術類公司的典范，但從商業運營來說，高通模式卻屢屢被披上一層壟斷原罪。

業內人士認為，高通的技術和芯片研發、支持、銷售公司，與高通負責技術授權于收費的經營實體，是矛盾的兩面。一個彬彬有禮服務周到，一個面色冰冷不講人情。

事實上，“高通模式”在市場上一直以來都不是純粹的中性詞。推崇者將之視為商業史上技術類公司能夠達到的新高峰；反對者則直接冠之以“專利流氓”，大肆詆毀質疑。

技術開發和授權模式備受爭議

世界范圍看，以技術開發和授權為主業的公司，在研發投入上的努力以及新技術普及應用的推進作用不可估量，甚至成為推動社會技術進步不可忽視的力量；但在技術成熟階段，其基于此模式的盈利模式往往能夠通過專利墻斂取暴利，并常會出現巨額利益驅使下的濫用流氓行為。

高通早期發展并非一帆風順。CDMA技術體系提出之時曾險些夭折，它被一些專家教授認為“不符合物理學規律”。高通一方面依靠研究，一方面在無數場合奔走游說，使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相信CDMA的巨大價值。

直到2000年后，在韓國市場的初步成功使得CDMA成為一個廣受認可的技術體系，高通也借此挺入芯片領域，在2G和3G時代引領了整個移動通信市場的繁榮。此外4G來臨之前，高通在2005年收購到了Flarion科技公司獲得了近300項OFDMA基礎專利，2012年再次拿下DesignArt進一步鞏固了在4G市場的地位。

而這背后，高通則是一路過關斬將地解決了無數問題：高通標準化組織、影響全球無線電頻譜的政治因素、知識產權問題、棘手的射頻干擾、供應鏈問題……

不得不說，高通為了實現在移動通信標準和技術的領導者位置，極具戰略眼光和執行力，并付出了巨大的投入。但當這種技術優勢尤其是核心專利壟斷成為利潤來源的主體時，卻常常會破壞脆弱的產業生態，所以近年來各國政府都在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控。

早在2009年7月23日，韓國反壟斷部門向美國高通公司開出了一張金額高達2.08億美元的罰單，并要求這家手機芯片制造商停止其具有歧視性質的牌照發放方式。

許昆林也在采訪中表示，發改委曾就關于制止濫用知識產權的問題，與其他國家進行過交流，“有關國家也給我們介紹了他們正在關注‘專利流氓公司’，就是有些公司在知識產權擁有之后，濫用專利實行歧視性的價格或者收取不合理的歧視性高額費用。”

高通公司CEO莫倫科夫在7月24日被問到反壟斷問題時慣例性選擇了回避。他表示“高通在10年前已經開始LTE相關技術的研發，總研發費用超過100億美元。高通愿意支持中國政府扶持本土芯片產業的舉措。”

強大研發實力下的沖擊

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的多位業內人士認為，高通的相關行為已影響到我國相關產業發展。

根據年報，2013年高通公司的芯片和許可費收入共計243億美元，其中49%（即120億美元）來自中國。具體來看，其許可業務營收占總收入的30%，但許可業務稅前利潤卻高達88%，為66億美元，占到高通總利潤的近70%。

高通將其巨額許可利潤補貼芯片產品研發，強化其芯片技術領先優勢，同時把其芯片利潤率控制在相對較低水平，以擠壓競爭對手利潤空間和研發投入。2013年高通研發投入達49.6億美元，是其主要競爭對手聯發科研發投入7.6億美元的6.5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根據《2012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我國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經費投入為1064.8億元人民幣，按6.22的匯率計算折合約為171億美元。以此為標準，高通的研發投入約占到我國計算機、通信及電子制造業總研發投入的30%。

由于長期對高通芯片的依賴和專利許可模式，我國手機及終端芯片產業絕大部分盈利狀況堪憂。

根據第三方報告數據顯示，2013年華為、中興和聯想的手機利潤率分別僅為1.2%、-0.3%和0.4%，均值不足0.5%。相比而言，中國手機企業需要按照高通單方宣布的專利許可費率，將手機零售價的5%交給高通。該費率水平遠遠高于我國終端企業的利潤水平，對企業的成本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在采訪中，有數位公司高管直言，若高通涉嫌壟斷地位和商業模式不打破，我國手機和終端芯片產業自主知識產權無法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