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偉：抗通縮，中日歐各有其道

◎張敬偉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表明，中國也面臨著通縮的現實風險。中國去年1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同比增長1.5%，為5年來新低。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下滑3.3%，連續34個月下降。

除了美國在醞釀貨幣政策正常化，其他主要經濟體——日本、歐洲和中國，都面臨著通縮風險。抗通縮，“三國演義”各顯其道。

2014年底，日本央行決定繼續推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實現通貨膨脹率2%的既定目標。再次組閣的安倍政府，也將第二次消費稅提高的期限延至2017年4月份，凸顯“安倍經濟學”治理通縮的任性。歐洲央行面臨著成員國內部的爭吵，尤其是德國的阻撓，但其貨幣政策放水的趨勢是顯然的。歐元區一面要防通縮，一面要警惕成員國內部可能再起的債務危機。

中國迎來新常態，2014年11月份還實施了降息。尤其201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財政政策繼續積極、貨幣政策穩健但要“松緊適度”——這四個字頗具意味。這讓觀察家們認為，中國貨幣政策可能進入了“松”的軌道——降準、降息、SLF、MLF可能輪番上陣。

對于中國式通縮，各大機構有不同說法，譬如英國金融時報的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影響說，如美銀美林的產能過剩說。筆者以為是綜合因素所致，即在內外兩個市場不景氣的客觀因素下，中國主動的改革調整，導致現在的中國式通縮。

通脹與通縮，不管來自外部市場還是內部誘因，都需要相應的政策去調整。在日本，應對通縮的辦法相對簡單，即采取美國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過猛藥急治的方式，設定一定的通貨膨脹率（2%），不達目的不罷休，哪怕債務冒頂。在歐洲，由于有主權債務危機的前車之鑒，在貨幣政策放水上不會像日本一樣大撒把，但除了量化寬松也別無良策。但歐元區畢竟存在內部牽制，貨幣政策的效率和效果也就打了折扣。

中國式通縮，治理手段相對多元。

首先是政策定位。中國現在是新常態，新常態的主要任務是化解中國經濟面臨的“四期疊加”沉疴：經濟增速由高到低的換擋期、落后過剩產能的消化期、金融改革的瓶頸期和改革調整的轉型期。這一期間內，中國經濟增速可以適當降到“中高速”（7%~7.5%區間內），貨幣供應和需求要素亦可維持在相對低點。中國通縮從要素層面評價可能具備典型的通縮特征，但從主動的政策調整看，和日歐通縮相比卻是“非典型通縮”。從通脹目標看，中國的3.5%和日本的2%也非一個層次；從政策執行力和政策效力言，歐洲和中國也無可比性。

其次是政策手段。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雙重手段運用得心應手。中國財政政策一直維持積極，不僅在于中國有充裕的財政，更關鍵的是中國依然處于前工業化階段，基礎設施建設依然具有相當空間。日本和歐洲“大干快上”方面既無騰挪空間也無政策用武之地——前者要靠地震的自然破壞才有機會，后者基礎建設也已飽和；更重要的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執行力在日歐面臨著民間、輿論場、政黨博弈和國會的掣肘。

在中國，這輪經濟周期的副作用看似源于2008年抗危機的大投資。但上一波的投資主要聚焦于房地產和落后產能層面，而且導致地方融資平臺的無序擴大。現在的7萬億投資規模相對聰明，即投入到信息電網、油氣等重大網絡工程、健康養老服務、生態環保、清潔能源等領域，不是制造新的產能過剩。本次投資除了公共財政，也向民間資本開放，更節制了地方融資平臺的“借錢買增長”。穩健的貨幣政策既然可以“松緊適度”，貨幣政策在2015年還有更多的降息、降準空間。

2015年的中國經濟，是強改革為主還是穩增長至上？海外機構依然議論紛紛。李克強總理近日在廣東考察時明確支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以改革開放和結構調整推動經濟提質增效。由是觀照中國經濟，還是要有宏觀視野，不能局促于小數據。從小數據看，中國經濟應該抗通縮，而且似乎也要像日本和歐洲那樣，加入到貨幣政策寬松的大軍中去。但中國有自己的政策節奏，和日歐沒有可比性。

對中國而言，強改革還在路上，調結構任重道遠，穩增長又是迫切現實，故而政策手段注定是多措并舉。貨幣手段去通縮，不過是政策小插曲而已。

（作者為察哈爾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