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偉：“迪頓三要素”給全球QE提了個醒

每經編輯｜張敬偉    

◎張敬偉

“諾獎季”收官！10月12日，微觀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獲得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彰迪頓的理由是，他在消費、貧窮與福利方面的研究貢獻，給全球治理者提供了返璞歸真的思路。

金融危機之前，經濟學獎側重鼓勵新的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探索，如研究博弈論的經濟學家多次獲獎。2008年之后，經濟學將適應全球市場變化，側重解決“問題”的宏觀經濟學研究者容易獲獎。

2015年是全球市場不平凡的一年。美聯儲推遲加息，意味著美國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日歐還在重復美式量化寬松（QE）的老藥方救經濟；中國在經濟新常態下，股市匯市波動影響全球市場信心。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復蘇緩慢難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甚至調低了今明兩年全球經濟預期增長率。

全球化時代的主要經濟體（包括新興市場），應對危機并無太多辦法，無非是通過貨幣政策寬松釋放流動性和提升通脹率。

但當全球主要經濟體用同一種貨幣政策寬松來拉抬本國經濟相關數據時，由此引發的貨幣連貶效應，可能引起全球貿易紊亂。同時，也會造成投資與消費的失效——衍生全球能源和大宗散貨價格的低迷。世界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原有的經濟引擎都出了問題。

如今，空談主義的理論經濟學不合時宜，旨在解決具體問題但格局太小的精算式經濟學模型也難受青睞。套用諾貝爾后人的說法，全球經濟治理者成為“金融市場的投機者”。

迪頓不贊成強烈的外部刺激，他認為外部刺激雖然能拉動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但不可持續。簡言之，他不認為流行全球的量寬式刺激政策有用。其給出的藥方是通過健康的福利政策和公平的社會權利來激活內部消費。此外，解決貧窮也是確保市場需求可持續發展的保障之一。

危機前，迪頓所謂的“消費、貧窮和福利”，似乎有些老生常談，現在卻是正本清源。沒有足夠的消費數據支撐，美聯儲不敢加息；13億人消費潛力難以釋放卻又外流，則是中國的困擾；偏執于提振通脹率又一直提升消費稅的“安倍經濟學”陷入怪圈。

顯然，消費力不是靠量化寬松刺激的高通脹和高經濟增長來實現的。消費的基本動力來自于就業率企穩和人們穩定的收入，以及健康的社保制度。

美國、歐洲的就業和社保制度健全嗎？奧巴馬總統還在為歷屆美國政府視為畏途的醫保制度努力，歐洲高福利制度則衍生出主權債務危機。社會權利保障機制的缺陷和不安全感，導致個體消費行為的不確定性。

至于貧窮，更是全球性的沉疴。國際發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組織樂施會報告預計，到2016年，占全球人口1%的最富有人士的財富超過其余99%的人財富總和，財富占比將由2014年的48%增至50%以上。

經合組織5月21日公布的報告指出：“在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中，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貧窮的10%人口收入的9.6倍。在上世紀80年代，這一數字是7.1倍，在本世紀頭十年則是9.1倍。”

迪頓對消費、貧窮和福利方面的貢獻，并不在于他給出的具體答案，而是給處于困境、困擾的全球治理者的提醒：

一是不管采取何種危機治理，消費、貧窮和福利都應是根本之道，三要素構成了社會治理和市場治理的理性基礎，三要素先天不足，難以保障社會公平和確保經濟康康穩定發展；二是后危機時代的全球治理者，應立足本國，補足三要素內功，而不是簡單地采取同質的貨幣刺激手段，或通過粗暴自利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來禍水外延。

迪頓獲獎的三要素對中國同樣重要。福利制度的完善和破解兩級分化以及激活13億人的內需動力，值得在政策面好好籌劃并扎實推進。經濟新常態下的兩大任務，調結構和穩增長，兩者固然須同步推進，但前者更為重要。

（作者為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本文觀點不代表署名機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