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財組首提“供給側改革”降新興產業成本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王辛夷    

近年來，在投資回報率大幅下降、人口紅利減少、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環境污染等成本剛性上升的壓力下，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有所下滑，三季度GDP增幅跌至6.9%。中國經濟政策該如何調整應對？是從立即見效的需求側（三駕馬車）入手，還是倚重似乎“遠水難解近渴”的供給側？

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表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這是中財組首次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參加了11月9日總理座談會的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對記者表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促進要素從已經成熟的產業中轉移到新形成和擴張的產業。這就要求政府提高人口、金融、土地、制度和創新的供給效率，同時降低勞動力、資金、資源、管理和技術的供給成本。他判斷，2016年將看到政府出臺力度更大的減稅政策。

促要素轉到新的供給中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具有多重意義：94%的人口集中在占國土面積40%的東南沿海地區，煤炭在能源消費中占比超過60%，產能過剩嚴重，消費升級需求卻得不到滿足。近幾年，特別是2008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重點放在總需求上。但如今，單靠生產要素投入的上升已不足以維持高的經濟增長，原因是生產要素的效率沒有得到有效提高。

11月9日，李克強在經濟形勢專家企業負責人座談會上強調，“十三五”的核心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我們面臨著世界經濟短期難以走出低迷、國內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日漸突出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多重挑戰，必須上下同力，切實把新的發展理念貫穿到經濟各項工作中，著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中高速增長。”

在近日舉行的新供給2049戰略圓桌會議上，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強調，隨著中國傳統經濟結構的變革，很多傳統優勢已不再，前期支持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低廉勞動力等比較優勢，已經不足以再支持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

賈康認為，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一種“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給管理調整結構、優化結構，釋放增長空間。賈康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中國已經迎來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性考驗，對優化供給環境有著重大要求。同時，一定要至少居安思危地考慮，中國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下，這種制度性的后發劣勢可能形成的制約以及各種矛盾的積累。

滕泰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促使要素從成熟的、老化的供給中，轉移到新形成和正在擴張的供給中。“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壓力，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的主體都集中在已經成熟甚至老化的供給中，在這些產業里繼續投入，難以創造新的需求。”他說。

專家：明年減稅力度將加大

這種從供給側入手的思路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建議首次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要求。

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十三五”規劃有別于以往刺激需求端如消費、投資、凈出口的三駕馬車，回到增長本源創新，強調制度供給、構建發展新體制，以期通過供給端發力破除增長困境，釋放增長紅利。

那么從供給側入手調整產業結構，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中共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首次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并強調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新供給的出現必須由創新來實現，而創新既包括技術創新，也包括制度創新。”滕泰說。

李克強在座談會上強調，要發揮財政、貨幣、產業、價格等政策的作用，注重定向調控、相機調控，打好組合拳，找準平衡點，強化逆周期調節，穩定市場預期。用好積極財政政策空間，合理加大減稅力度，幫助企業渡難關、調結構、增后勁。

滕泰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政府提高人口的供給效率，降低勞動力的供給成本；提高金融的供給效率，降低資金的供給成本；提高土地供給效率，降低資源供給成本；提高制度供給效率，降低管理供給成本。而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創新的供給效率，降低技術的供給成本。

近兩年來，針對小微企業減稅、拓寬融資渠道的文件和政策密集出臺，小微企業的稅負負擔和融資環境均有所改善。“但我認為還是不夠。”滕泰判斷，在2016年政府還將推出力度更大的減稅政策，著力減輕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