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只有這個國際電影節不用城市命名 ，而是一條路

每經編輯｜吾十二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張靜     

特約作者：吾十二

電影已不再是單純的光影藝術。

好萊塢工業化、流程化的電影生產體系形成后，電影便有了濃郁的商品屬性。后電影和資本深度聯姻，保底、票房證券化等金融玩法興起，這門光影藝術開始高度市場化、產業化，亦帶動國內電影市場和產業空前繁榮。

相比電影資金、技術、人才集中，且有國際電影節加持的北京、上海，不客氣說，西安遠未在國內電影大盤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這種格局在不久將來或重新洗牌。

“風口”就在于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該電影節是唯一未用城市命名的國際電影節， 目的為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其背后有著強烈的國家戰略和政治意圖，承載的實際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和輸出。

所有藝術門類中，電影的文化滲透力可謂首屈一指，譬如韓國電影在亞洲乃至世界影壇都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的定位是推動沿線國家電影藝術交流，不失為國家“文化強國”戰略的微觀投射。

而西安為兩個輪辦城市之一的邏輯就在于，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起點和核心，有接近中亞的地緣優勢更便于文化交流，古都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淀，承辦有著國家戰略意圖的重大文化活動，國內沒有比它更適合的城市。

再者，西安以西影集團為代表，有濃郁的電影基因并培育了大量影視人才。IP時代的當下，自身的歷史文化積淀就是絕佳IP資源。西安文化產業代表曲江新區在影視產業的發力，西安影視似乎正迎來黃金政策機遇期。

“政治意圖”與“電影節”的合謀

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是唯一未用城市命名的國際電影節。為什么上海電影節、北京電影節都用城市命名，而西安的這個電影節卻要貫之以“絲路”的名號呢？

其實，你要是將“絲路電影節”單純的看作一個電影節的話，只能說視野太局促，不夠開闊，它還真不是一個沒有故事的先生。

當代中國的經濟話語體系里，可以說“一帶一路”的份量是非常重的，稱其為中國經濟三十年內的聚焦點，絲毫不為過。

〡來源：絲路電影節西安展映〡

“一帶一路”最重要的五通戰略架構中，“民心相通”可以說是貫穿始末的。而對絲路沿線國家而言，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式與其“民心相通”？在對外傳播的話語體系中，更好的講述“中國故事”呢？

顯而易見的是——素有“鐵盒子里的文化大使”之稱譽的電影，正是承擔這一命題的絕佳載體。其實，電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筑一個國家文化想象的重要側面，更是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部分。

要講好中國故事，電影還真是最好的“媒介”。但是，對中國和絲路沿線國家而言，無論是中國影片的出口，還是沿線國家影片的入華，它的關鍵環節還在于人——電影生產環節的人、電影銷售環節的人。

所以，傳播中國故事的前提，是先要找到電影產業鏈上的人。這個時候，舉辦絲路電影節的戰略背景也就凸顯出來了。

事實上，從第三屆絲路國際電影節的設置中，亦可窺一斑。涉及絲路電影人才的培育、東盟電影周、絲路電影合作、絲路電影巡展、電影與絲路文化發展等主題論壇；而東京國際電影節選片主席、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主席、釜山國際電影節名譽主席、伊朗曙光旬國際電影節主席，俄羅斯及法國、印度、波蘭等國家的導演將出席上述論壇。

如果說改革開放讓東南沿海，打開了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一帶一路”戰略就是為內陸和沿邊地區打開國際市場通道，培育國際市場空間，完善國際市場規則，最終將開放腹地變為開放前沿。

將承載電影藝術文化交流的電影節，賦予國家戰略政治意圖，兩者合謀背后的邏輯是，絲路沿線國家在電影藝術層面交流的同時，能夠在更高的文化層面深度對接和交流，實際上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展示和輸出。

從“搖籃”向“IP之城”的進化

中國的電影史上，西安絕對是一處重要篇章。主要從西安電影制片廠開始，開創了中國電影界的“西影時代”。

上世紀80-90年代，著名導演吳天明執掌西影期間，1986年導演的《老井》獲日本東京電影節大獎，張藝謀獲最佳男主角獎，1987年張藝謀導演拍攝的《紅高粱》在西柏林電影節上獲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獲得國際A級電影節的最高獎項。

1988年中國電影第八屆金雞獎，西影憑借《老井》、《紅高粱》、《最后的瘋狂》等影片，在總共24個獎項中拿了17項重要獎項，輝煌一時，風光無限，造就了西影最為輝煌的“黃金年代”。

90年代，西影開始走上國際影壇，1992年與香港影視公司聯合投資的由著名導演陳凱歌執導的電影《霸王別姬》，在世界三大最高電影獎項的電影節之一，第四十六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最佳故事片金棕櫚大獎。

事實上，西影對于中國電影的貢獻，不僅在于是中國電影的“搖籃”，亦在于其對電影人才培養和輸出，而人是電影產業中最為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是西安電影文化的基因和底色。

諸如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黃建新、何平、周曉文、顧長衛等，基本上都和西影關系密切。目前活躍在國內影壇并享有聲譽的，仍有很多陜籍人才，如導演王全安，著名演員閆妮、苗圃、郭濤、張嘉譯。

拋開國家戰略層面的東西，第一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以及第三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在西安舉辦，其賴以生存的土壤，正是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歷史底蘊，以及西影及幾代影人形成的濃郁的電影氛圍。

除了西影的積淀和影視人才積累，西安電影基因不可忽視的還在于其本身就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大IP資源，其千年的歷史積淀，濃厚的文化氛圍，當中有很多值得挖潛的電影素材和故事，稱其為“IP之城”并不為過。

諸如著名導演王全安的《白鹿原》，其以當地歷史文化為背景，獲得第6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銀熊獎和金熊獎提名，口碑和票房雙贏，是近兩年難得在國內、國際影壇上掀起水花的電影。

近期較為知名的是西安文化產業的代表曲江新區，其下屬影視公司投拍的《百鳥朝鳳》，該電影是著名導演吳天明生前執導的最后一部作品，今年5月在全國院線發行，引起輿論和業界熱議，同樣票房口碑雙贏。

“西安制造”的政策機遇期

西安這座城市的存在，如同一部活著的史書，字里行間跳躍的是中華民族的滄桑巨變。這座城市深厚的歷史積淀和浩瀚的文物遺存，為其攢下“天然歷史博物館”的美譽。

從半坡遺址到秦始皇兵馬俑，從漢陽陵彩俑到明代城墻，從漢代未央宮遺址到唐代大明宮遺址，從大雁塔到小雁塔，從鐘鼓樓到碑林博物館……

這些古跡遺存、歷史文化，在電影從業人士的眼里，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大IP。事實上，作為這樣一座千年古都和中華文化的發源地，信手拈來的都是“中國故事”的好素材。

對西安的影視從業人士而言，西安本身的歷史文化沉淀就是絕佳IP資源，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向絲路沿線國家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梳理電影行業“西安制造”的主體，不得不說西安曲江新區的影視產業集群。

事實上，多年的積累下，西安曲江新區聚集了一批影視上下游企業。截至2015年底，曲江新區已經培育和聚集各類影視企業、團體百余家，構建起了較為完整的影視產業鏈。

重點的影視企業諸如西安電影制片廠、陜西文化產業投資集團的影視產業板塊、曲江影視集團、曲江大秦帝國影業公司、曲江丫丫影視等等。這些影視企業每年制作大量優秀的影視劇在央視、全國各大衛視頻道，以及各大網絡平臺熱播。

最新的動作是，曲江新區主導成立的西安曲江影視聯盟，在2016中國國際影視節目展上亮相，多層次、全方位展示了曲江影視的文化形象和卓越成就。而關于第三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曲江新區則將以此為契機，推動曲江影視邁上國際舞臺。

可以說，站在風口上的西安影視，迎來了最有利的戰略機遇期。

首先，“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中，影視產業作為國家文化軟實力戰略的重要支撐，打造一批面向絲路沿線國家的影視作品，無論政策支持和市場進入方面來說，都會面臨一個重大機遇期。

其次，接下來的問題在于——西安制造如何利用IP優勢，來講好中國故事？若把電影看作是一門可盈利的工業門類，資金、技術、企業、人才是幾個關鍵要素。面對絲路電影市場的戰略紅利，誰能夠扛起這面大旗呢？

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