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官員解析險資舉牌邏輯：“友好投資人”道路走得通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涂穎浩    

每經記者 涂穎浩

上周末，曾因“萬寶之爭”等熱門事件而引發廣泛關注的保險資金，再度陷入輿論漩渦。不過，一位監管官員在非公開場合卻解釋，舉牌是因環境變化等面臨的新問題，稱“資產（配置）荒使得保險不得不走向權益類市場”。

值得一提的是，針對恒大人壽“快進快出”、前海人壽舉牌格力電器及安邦舉牌中國建筑等保險資金投資二級市場的具體案例，前述監管官員也表達了明確的態度：不支持短線操作，而“保險資金作為友好投資人”這條路走得通。

對于市場談“險資”色變，《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的多位保險業內人士，也就保險公司舉牌、收購上市公司的內在邏輯、資金運用的合法性等表達了各自的看法。

低利率環境催生險資舉牌

隨著市場利率步入下行周期，“資產配置荒”環境下，保險資金增加權益投資配置成為一大趨勢。在此背景下，近年來，險資舉牌已經成為新常態。數據顯示，截至目前，相關案例多達30余例，投資金額數千億元，因舉牌而引發的風波，讓上市公司對“險資”愛恨交加。

前述監管官員認為，險資舉牌是近年來市場利率環境變化而產生的新問題。

對此，北京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主任鄭偉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近幾年保險資金的資產累積速度比較快，同時傳統投資渠道收益比較有限。低利率環境下，險資尋求低估值、低市盈率的股票投資，從投資回報的角度而言是正常行為。”

某保險資管行業人士此前透露，截至三季度末，保險資金投資收益率達到3.95%，折算全年收益率大概是5.3%。未來一段時期，低利率、“資產配置荒”依然存在，甚至還會出現一些新的挑戰。

記者注意到，從險資舉牌的集中標的而言，銀行、地產行業藍籌股頗受青睞，這與此類標的普遍具有的安全性高、股息率高、波動性低等特性不無關系。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告訴記者：“險資謀求的是長期穩定收益，現階段的資產配置選擇空間并不是很多，適當提高在二級市場業績穩定的大藍籌股投資配置，對于險資而言是大勢所趨。險資偏好舉牌的公司大致為四類：估值低、股息率高；擁有大量隱蔽資產；有國企改革或重組預期；股權相對分散。險資通過舉牌高分紅公司，實質就是以杠桿使用低成本資金持有高分紅標的，達到提高收益的目的。”

在會計準則的層面上，“通過不斷加大持股比例，高于20%后可以實現長期股權投資的權益法入賬，這樣既能規避股票價格波動對賬面資產的影響，又能分享上市公司的凈利潤。” 一位注冊會計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從“償二代”角度而言，列入長期股權投資、加大藍籌股投資都能降低“償二代”下的資本消耗。據悉，一旦被分類為長期股權投資，該風險因子進一步降低，聯營合營企業為0.15，子公司更是只有0.1。主板、中小板、創業板股票的風險因子分別為0.31、0.41及0.48。風險因子的降低意味著最低資本要求的降低，也就意味著償付能力充足率的提高。

此外，監管政策的放開也為保險資金舉牌松綁。去年，保監會放寬了保險資金投資藍籌股票監管比例，“將投資單一藍籌股票的比例上限由占上季度末總資產的5%調整為10%”，按照政策規定，保險公司持有單只股票的空間加大，這也為保險公司舉牌優質上市公司提供了條件。

險資可以是“友好投資人”

基于上述內在邏輯，尤其是對“資產驅動負債型”保險公司而言，舉牌是以更為激進的投資模式獲取利差，以滿足對于現金流、補充償付能力充足率的內在動力。

對于險資舉牌行為，監管的態度并非是“一刀切”。上述監管官員指出，對于恒大短期股票炒作，監管明確表態不支持；對前海人壽增持格力電器，不支持再舉牌；中國建筑申明歡迎安邦舉牌，說明保險資金作為友好投資人，這條路還是走得通的。

從舉牌資金來源上看，高結算率萬能險產品占據了相當比例，也引發了市場對資金來源合法合規和流動性風險的疑問。

太保壽險董事長徐敬惠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保險無論是傳統、分紅、萬能還是投連險，都是較為成熟的主流業務，也是保險資金的正當合法來源。”

徐敬惠指出：“從保險監管來看，保險資金運用的途徑和比例、準備金計提、償付能力等方面，都有較為全面和嚴格的監管要求，引導行業著眼于長期的價值增長和穩健發展。”

鄭偉表示：“就目前來看，大部分保險資金投資二級市場是沒有問題的。‘萬寶之爭’后，根據公開的披露信息來看，沒有證據表明保險資金不合規。保險資金投資二級市場是有需求的，并不是說主觀為了擾亂二級市場或者是炒股的。”

徐敬惠認為：“保險機構作為機構投資者進入資本市場，有利于優化投資主體結構、增強市場活力。英美等國家的保險資金在機構投資者總體資金中的比重也較高，例如美國為30%，英國為46%，日本達到了72%。保險資金投資期限長、策略穩健，為穩定資本市場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保險資金投資于一些估值較低、分紅較高的藍籌股，以及一些具有較好成長性的新興行業，也是支持經濟轉型升級的有益實踐。”

但徐敬惠同時指出，在發展過程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有些機構采取激進的投資方式和行為，踩著監管紅線頻繁短期操作，投資與保險公司自身能力、國家戰略和產業政策、保險資金長期性特征等不匹配的領域等，對市場帶來了負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