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專訪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 ：全面二孩政策成效仍需觀察 人口規模效應不會立即消失

每經編輯｜李可愚     

每經實習記者 李可愚 每經記者 胡健 每經編輯 畢陸名

國家統計局上周發布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我國出生人口1723萬人，出生率為12.43‰，這兩項數據均低于2016年，這意味著我國人口出生數和生育率出現“雙降”。此外，2017年一孩出生人數724萬人，而二孩數量反超一孩159萬人，達到883萬人。這也是正式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的首次。

上述數據引起各界熱議。有不少專家和網民認為，初次生育的中國年輕人生育意愿不斷降低、新生育人口和生育率未來可能不斷下降，中國即將迎來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的大調整，出現“人口變局”。

對此，《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專訪了長期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專家、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面對中國未來的人口形勢，讓我們來聽聽專家會作出怎樣的判斷。

●生育率下降屬于正常現象

NBD：2017年我國出生率和新出生人口出現“雙降”，不少人認為“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如預期，您對此如何看待？

馮俏彬：2016年正式實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后，新生嬰兒的出生情況的確低于各方面預期，但這只能說二孩政策效果不如預期，不能說二孩政策失敗，更不能說不應該實行“全面二孩”政策。

人口是一個慢變量，“全面二孩”政策的成效還需要進一步觀察。現在我們已經有兩年的數據了。我認為還要再持續觀察一段時間。

NBD：您認為影響生育率的其他因素是什么？

馮俏彬：除了政策，還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影響生育率。比如說婦女進入職場后對自我價值的追求和實現，撫養孩子的成本等等。從經濟層面來講，生育率下降也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很多國家進入到比較發達的階段后，人口出生率基本上都呈下降趨勢。

NBD：推動“全面二孩”政策是否會對我國經濟起到刺激作用？如果是，對經濟的哪些方面能起到刺激作用？

馮俏彬：“全面二孩”政策對經濟的刺激效果是存在的。首先是刺激消費，比如說一個家庭多生了一個孩子后，對嬰幼兒用品的需求會大幅度增加。家庭人口增多以后，會產生改善居住環境、小房子換大房子的需要。此外還可刺激圍繞孕期、哺乳期產生早期教育、撫育的整個產業鏈。所以說二該政策可以進一步挖掘消費潛力，效果比較明顯。

NBD：如果“全面二孩”政策對生育率的刺激作用逐漸降低，我國是否有必要進一步放開生育政策，甚至轉變為鼓勵生育？

馮俏彬：如果“全面二孩”政策確實對鼓勵生育的效果減小的話，也不排除未來生育政策會進一步放開。從目前來看，完全放開應該不會一步到位。在放開二孩之后，還可以考慮放開三孩，這都是屬于“放開生育”的范疇。

如果在采取這些措施后生育率依然沒有提高，才可能會轉向鼓勵生育的階段。這中間有一個循序漸進、慢慢觀察調整政策的過程。

NBD：目前，不少人擔心如果我國進一步放開生育政策，目前的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可能無法負擔，您對此又怎么看？

馮俏彬：我認為這（生育增加和社會服務水平）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比如說孩子多了，當然需要更多的托兒所、幼兒園以及更多的學校，那就要建設更多的教育設施。社會服務并不會永遠停留在現在的水平，應根據情況變化調整。

現在看起來，放開二孩后婦產科的醫生、護士、床位以及孕期輔導等服務的緊張是客觀存在的。不過這也反映我國整體醫療資源的緊張與不均，也需要逐漸改善。

●人口規模效應仍能繼續維持

NBD：2017年出生率下降是否意味著我國人口峰值已經到來？如果人口峰值尚未到來的話，那會在何時到來？

馮俏彬：新生兒數量和人口峰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口峰值是存量概念，新生兒數量是新增量概念，不是一回事。

人口是一個“慢變量”，不能由一年的數據急急忙忙得出結論。現在有很多專家預測中國的人口趨勢，一般都認為中國人口會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即使最早的預測也認為中國要到2021年左右才迎來人口峰值。所以不能因為今年新出生嬰兒比去年減少幾十萬，就認為人口峰值已到來。

NBD：有專家認為，中國生育峰值和人口峰值到來后，將面臨人口下降局面，這會使中國經濟失去規模優勢，您對此如何看待？

馮俏彬：首先，一國人口在達到峰值以后，一定會處于下降態勢，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中國經濟是不是一定要靠這么多人口才能支撐，現在看并不能貿然下這種結論。雖然人口峰值過后使得人口下降，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較大，因此其規模效應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繼續維持。所以說人口規模效應不是立即消失的，而是處在慢慢變化的過程。

當然，從長遠來看，由于人口基數變小，中國經濟會受到一定影響。為應對這一變化，我們要通過教育、創新驅動，一方面發展和提高人口素質；另一方面提高經濟的全要素增長率等來進行對沖。所以，這是一個相互變化的過程，可能會存在風險，但沒有某些人說得那么夸張。

NBD：人口高峰到來后，是否意味著中國將出現勞動力短缺？又是否會對轉型中的中國經濟產生影響？

馮俏彬：首先，勞動力短缺現象不是在人口高峰到來之后才出現的。中國現在就出現了勞動力短缺，這和我們的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業的轉移情況相關。至于勞動力下降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哪些影響，這要分行業、分區域來看。比如，勞動力下降會對勞動密集型行業和制造業產生影響，對于建筑業、安保這些對資本、技術要求不高的行業也有一定影響。

大家要注意到，經濟增長是建立在多因素的組合之上的，勞動力的數量只是其中一方面。在看到勞動力數量下降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勞動力素質正在上升。大學生人數和占總人口的比例，還有居民的整體受教育程度都在不斷上升。從長遠來看，這都可以成為促進經濟成長的動力。所以我認為，不能把勞動力數量多少對經濟的影響絕對化。

NBD：有專家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和所謂“人口紅利”因素關系很大。如果人口下降不能避免，我們應采取哪些措施確保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增長？

馮俏彬：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口下降是一個長期趨勢。我們應該做的是堅持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由過去依靠要素投入轉向更多依靠科技投入、制度供給和制度創新。這些能夠在長期支撐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能永遠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基礎之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依靠這種方式永遠增長下去。到了一定的發展程度，人們對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追求，對自己的價值有了更高的評估，對于工資水平和工作內容質量要求都會上升。

當前中國正處在轉型升級的“坎”上，我們要主要依靠創新，而不是完全靠勞動力、土地和環境資源的大量投入來發展經濟。從現在的情況看，目前起碼已經在理念上放棄了這種方式。

NBD：也有專家認為，出生率下降意味著人口高質量發展時代即將來臨，您認為我們應采取哪些舉措確保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

馮俏彬：教育！人口問題的核心是教育！我們應該深化教育改革，讓所有人都能接受基本水平以上的教育，使得人口素質得到提高，這有非常多的可做可為之處。還要不斷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這對于人口質量的影響也非常大。

NBD：目前，不少人建議我國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考慮放開移民政策，吸引全世界人才移居中國。您認為這一解決方案可行嗎？可能存在的利弊是什么？

馮俏彬：我們距離這一步還早得很。一些西方國家，例如德國等國確實需要一定的勞動力，他們也在通過移民引入。但要看到這種方式會引起不少問題，例如族群之間的融合問題、文化之間的融合問題等等，這些都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最棘手的社會問題。因此不到萬不得已，我們不能采取這種方式。

●多舉措應對少子化、老齡化

NBD：一般來說，出生率下降和老齡化水平提高密切相關，您認為我們應如何發力，應對“未富先老”的沖擊？

馮俏彬：當前除了關注人口總量問題，還應當關注人口結構問題。目前，我國人口結構方面的問題依然比較突出。

當前已經出現的“未富先老”現象，其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養老支出會大幅度增加，因為創造財富的群體在變小，而需要養老的群體在增大，這是不可持續的。目前，國家正在研究一些對策，比如說延遲退休政策。這可以挖掘既有的勞動力潛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養老資金方面的壓力。

二是老齡化程度加深會對養老產業產生龐大需求，所以現在的課題是怎么促進這一產業良性規范發展。目前很多地方在做這方面探索，例如鼓勵更多的企業進入養老產業領域等。但總體上來說，現在我國的養老產業質量還不高，經驗還不豐富。以后這方面要向發達國家多學習，并在服務業進一步放開過程中促進養老產業發展。

總的來說，養老體系建設表面上看在消耗財富，實際上同時也在創造財富和價值。不能把養老事業看成一種純支出，沒有價值產生。未來養老能夠產生龐大的產業鏈，也能對國民經濟產生促進作用。

NBD：老齡化和低出生率疊加，造成的后果是年輕人養老負擔重，有人總結為“421”養老模式，即一個年輕人未來要贍養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等六名老人。您認為應如何完善養老體系建設，減輕民眾養老負擔？

馮俏彬：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一方面國家應該更加重視養老保障方面的建設。但養老不僅僅需要政府支出即提高養老金水平，同時還包括整個養老產業鏈的建設，包括養老社區、養老醫療、養老健康輔導等方面的物質保障；還有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經濟需求，這些要素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養老產業，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各方努力。

另外，在養老資金方面，要采取措施鼓勵年輕人為未來多儲蓄。另外國家當然要提供基本的保障，但是，如果想有更高更好的水準，也需要自己進行儲蓄、投資，企業也可建立對職工的年金計劃，形成多支柱的養老資金保障體系，不能把養老希望全部寄托在國家提供的基礎養老保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