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億俱樂部”成“熱搜” 城市高質量發展拐點正在來臨

每經編輯｜付克友 梁宏亮    

每日經濟新聞城市經濟頻道主編付克友（左一）對話國家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馮奎（中）、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右一）

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當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中國城鎮化進程也進入新時代——2017年末，中國城鎮化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58.52%。

新型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引擎。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也決定著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在此背景下，《每日經濟新聞》推出高端系列訪談——“城市相對論”，以“1+1”形式，每期邀請兩位權威人士，包括但不限于知名的經濟學家、城市研究專家、政府官員等，針對城市經濟熱點進行二人深度對談，透過現象揭示城市經濟運行的秘密，也解讀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

第一期“城市相對論”聚焦近期媒體廣泛關注的“GDP萬億俱樂部”現象。

每經記者 付克友 梁宏亮 每經編輯 姚祥云

近年來，每到各地“兩會季”，“萬億俱樂部”就成為輿論熱詞。無錫和長沙2017年GDP突破萬億元大關，讓中國GDP“萬億俱樂部”城市達到了14個。

這并不令人意外，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順理成章的一個結果，是我國城鎮化發展到新階段的一個標志。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城市，躋身“萬億俱樂部”，而越來越多城市加入到“萬億俱樂部”，也反映出這些不同類型的中心城市，在支撐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

不過，與往年歡呼、驚嘆有所不同，今年輿論對“萬億俱樂部”有了不一樣的認識。

我們該怎么看待“萬億俱樂部”？對“萬億俱樂部”的認識變化背后，發生了什么？日前，國家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馮奎、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做客《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城市相對論”，深入解讀中國城市正在轉變的發展理念和經濟邏輯。

脫鉤現象

有些省份“經濟老大”并非省會

NBD：14個萬億俱樂部成員從行政級別上來看，大多數是直轄市、副省級城市或者省會城市。怎么看“萬億俱樂部”和中國城市行政等級體制之間的關系？

馮奎：的確存在這種現象，即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能夠積累的資源會越多。這有一定的客觀原因。

但在14個“萬億俱樂部”城市，以及潛在的“萬億俱樂部”城市里，我們也看到一些新的變化，即有些省份“經濟老大”并非省會城市。比方說，最早進入萬億俱樂部的江蘇城市，不是南京，而是蘇州。在福建，城市經濟規模最大的是泉州。在山東，我們看到煙臺的崛起，在遼寧則是大連。

這說明什么呢？這說明，行政級別和經濟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脫鉤的，在某些省份也正在脫鉤。這也意味著，各種城市功能不一定都要集聚在一個城市身上。這種脫鉤，是一種好現象，證明城市發展不是完全依賴于行政資源，而是更多依靠經濟發展自身的規律。我們期待未來越來越多的低級別城市，在經濟上更加活躍。

徐洪才：是的，經濟發展有它自身的客觀規律。過去，城市行政級別越高往往意味著權力越多，占有控制的資源就越多。但近些年出現了差異化的趨勢，出現一些級別雖然不高，但是經濟發展很活躍的城市。

這意味著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了。憑借這些城市自身的資源稟賦，配合著相關機制體制改革到位，它的潛力就釋放了出來。特別是區域協同發展過程中，如果找準了自己的差異化定位，就有可能形成某些產業集群效應，進而發揮自身優勢。

NBD：蘇州和無錫這兩個“萬億俱樂部”地級市成員恰好都在江蘇，是不是說明江蘇在這方面有一些獨特之處？

馮奎：城市和區域的關系非常巨大。你看蘇州和無錫，它依托的是整個蘇南地區，蘇南就在我們的長江經濟帶。整個長三角當中，蘇南地區是經濟最活躍的地區，產業體系也很健全很發達。這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就是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所在區域。如果區域打破了要素壁壘，就可以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更加有利于區域中心城市的成長。

徐洪才：我覺得與其說蘇州、無錫屬于江蘇，還不如說它們都屬于上海周邊。無錫和蘇州的發展，得益于上海的配套。在對外開放的過程當中，發展來料加工這種兩頭在外的制造業，長三角地區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其次，它們跟日本、韓國等主要的貿易投資伙伴比較臨近，各種成本也比較低。另外，蘇州跟新加坡合作，讓外部資金、技術、管理人才流入，而它的產品市場又在外部，因此就得到了發展的契機。

區域協同

虹吸現象是一個中性詞

NBD：講到城市和區域的關系，那么從14個“萬億俱樂部”成員在城市群的分布來看，長三角有5個，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和長江中游各有兩個，這是一種怎樣的發展格局？

馮奎：未來經濟發展，越來越向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的空間結構轉化。我國有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以及成渝等幾個重要的城市群。在每兩個或兩個以上重要城市群的連線上，已經形成城市之間的經濟帶。比如在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以及成渝城市群的連接線上，形成了長江經濟帶。從沿海經濟帶、長江經濟帶，再加上城市群這樣一個結構，基本上就構成了我國經濟的大致框架。

徐洪才：降低成本是經濟發展關鍵。生產要素和產業集中度的提升，產生了規模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應，將會使成本下降。

我們過去總強調要消除區域不平衡，未必是對的。因為隨著自然形成的產業分工，有的地區專門從事原材料供給，有的地區專門從事高端技術服務研發，這種高中低的鏈條分工可能不盡合理，但有助于整體的經濟實力提升。

當然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說，要考慮到發展的公平性和協調性。所以未來要順勢而為，推進經濟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協同發展，但不要人為搞平均主義。對一些落后地區，可以建立某種補償機制。

NBD：但我們看到14個“萬億俱樂部”城市，他們作為區域中心城市或者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周邊的一些城市，在經濟發展上形成一個巨大的反差，產生了虹吸效應。二位怎么看這種現象？

徐洪才：這一問題，一方面是由于發展階段所決定的，因為優勢資源必須要扎堆才能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心城市的帶動效應和輻射效應不強，沒有形成城市鄉村之間雙向良性的互動。因此，要總結過去阻礙城鄉之間雙向資源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在哪里？比如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還有社會保障體制，隨著人口紅利漸行漸遠，未來人口素質如何提升？畢竟，發展質量的提升最終靠人力資本。

馮奎：現在有些媒體和有些研究者，把虹吸現象當作一個貶義詞，是不對的。我們更應該把它看作一個中性詞，它代表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現象。從城市發展史，特別是大城市發展史可以看到，資源要素會先加劇向中心城市集聚，到了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的資源要素又會向周邊城市外溢、轉移、輻射、帶動。在這種轉換的過程中，政策要做的就是消除資源要素在流動當中的障礙。

舉例來說，過去我們明明預計到周邊人口會向中心城市集聚，但在規劃中，往往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很多辦法限制人口流動。有些城市雖然戶籍人口只增加了很少，但實際上十倍甚至幾十倍外來流動人口涌入了城市。而我們的規劃，還在按原先的戶籍人口設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來進行治理和管理，從而帶來交通、住房等一系列問題。

三駕馬車

高質量和高增長并不必然矛盾

NBD：盤點一下14個“萬億俱樂部”城市，它們GDP增長中的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有著不同馬車的組合，是否呈現出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

馮奎：這14個城市，確實有些還是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為主，比較典型的像天津、重慶。還有一些城市，確實過了這個轉型發展的階段。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在一段時期，上海的工業增加值超過浙江和江蘇兩個省，經過多年發展后，它轉變成一個以消費為主的地區，消費能力現在全國第一。而北京在開奧運會時，消費率就已經超過投資的比重，現在甚至超過30個百分點。還有一些城市正處于轉變過程中，像成都。

總的來講，14個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進行這種轉變，不可能只靠一駕馬車來帶動，還是要強調動力的相對均衡。

徐洪才：城市發展有共性，也有差異性。共性的方面，比如不可忽視的重要領域，就是房地產開發，通過房地產驅動城鎮化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各地的差異性也比較大。比如深圳，過去是搞“三來一補”發展制造業，最近十幾年，在創新方面則引領全國潮流，誕生了一批高科技公司。另外，比如杭州，在電子商務領域一枝獨秀。當然，這也是利用灣區外向型經濟的區位優勢。而重慶則著力于發展制造業，在充分利用土地資源方面做的也比較出色。

NBD：這14個“萬億俱樂部”成員，都在潛移默化地發生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那么這種轉型，是否影響到GDP增速？怎么看高質量發展和經濟增速的關系？

馮奎：如果把這個質量和速度做一個簡單的配比，那最好的當然是高質量高速度。當然最差的就是低速度低質量。另外，還有可能是高速度但低質量。那有沒有高質量低速度？有些經濟體的確是這樣。

從長期來說，未來中國城市的經濟發展，不大可能再像以往那樣高速增長。未來，我們要追求首重質量，兼顧速度，所以要把質量擺在第一位。但總體來說，我們的經濟增長也要有一定的速度。如果速度非常之低，我想這個高質量也就談不上了。

那這兩者有沒有矛盾？從時間脈絡上講，未來在增速上整體是下降的。但是從具體的城市來講，有些城市經過了調整和轉型升級，很可能在以后還要實現比現在更高速的增長。

徐洪才：不同的城市發展階段，有不同特點。在人均收入6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階段，我們以追求速度為主。去年年底，我們已經達到人均收入9000美元。目前，正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當中。此時，我們的經濟結構和發展的政策取向都發生了深刻變化。

現在，要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解決我們供給側發展的質量不高、供給結構不合理、低端化等問題。所以我們的城市，要通過供給的結構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產力，最終是通過技術的進步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讓我們的經濟效益更多地體現出來。

增速下調

GDP情結短時期內不會消失

NBD：對比2017年，一些城市GDP的實際增速沒有完成預期目標。二位怎么看這個現象？

徐洪才：這里有很多主客觀原因。比如東北地區的艱難，是過去長期形成的。東北國有經濟比重過高，政府行政干預過多，小微企業市場機制發揮不充分。另外，現在把防范金融風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些地區不敢盲目擴大債務，速度也就有所放緩。同時，污染治理使得落后產能退出淘汰力度加大，這對某些地區財政和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短期影響。

而有些地區的增長卻超過了預期。比如貴州，本身是落后省份，但是最近幾年在互聯網大數據產業方面發揮了后發優勢，實現彎道趕超。

馮奎：一些地區經濟增速低于所謂全國省份平均線的問題，也有多種原因。

一是原先歷史上長期積累下來的矛盾，比較典型的就是黑吉遼。要在短時間之內實現復蘇，可能只是假象。還有一類地區，實際上是用降低一定的速度，來贏得了發展更大的空間，比方說，在京津冀地區。近兩年，北京在調整產業結構、推動京津冀協調發展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這是把工作重點放在未來整個區域協同發展上。再有就是東部一些省市，發展的基數已經非常大了，不可能按照傳統老路再走下去，而應該率先進行創新引領。

因此，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看到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的原因是什么。我在一個地方調研，當地官員對我說：“我的速度下來了，沒有達到預期，但是你看我在干什么？如果你看到我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努力，未來仍然是值得期待的。”我認為講得很好。

NBD：2018年，很多省份、城市都下調了GDP增長目標，是否意味著各個城市政府對GDP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

馮奎：GDP情結不會短時間之內就沒有了。而且從國家發展來說，要建成小康社會，要建成現代化國家，總還是要在經濟總量上不斷增加的。所以“萬億元俱樂部”這樣的提法，我認為在一定時期之內，仍然有它的意義。

最主要的改變是什么？是大家對于發展路徑方面的改變。也就是說，過去靠投資拉動、要素驅動，現在是通過創新，建立現代化的產業體系，加強人力資本、科技、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來推動經濟發展。追求經濟增長仍然是我們工作中的重點，問題是要把質量擺在增長的前面。

徐洪才：過去以GDP為綱，演變成了GDP競賽，調動了各地各城市的積極性，上馬了一些低端項目，帶來負面影響。現在政策導向了高質量發展，大家就可以順勢而為，把增長目標主動調低一點。另外，基于各個城市自身實際，恐怕再維持過去那種高速增長也力不從心了。

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從實際出發，主動下調GDP增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你就可以因此懈怠，就可以不發展。我們還是希望在保證質量不斷提升的前提下，盡可能速度比較快一點。

評價指標

人是城市發展第一推動力

NBD：的確，這是個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那么對城市經濟發展，我們是否需要一套新的評價體系？

馮奎：我們有很多這樣的評價體系，來討論中心城市、卓越城市、全球城市等。我倒覺得不宜過多提出新的評價指標。我們還是應該強調城市發展基礎性的工作。

比方說，城市怎么樣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怎么樣使環境發展符合要求？怎么樣使規劃更加具有科學性？怎么樣改變一些傳統的不合理制度，來吸納更多的外來勞動力？怎么樣通過體制改革，讓一些中小城市煥發出活力？我覺得把這些工作都做好了，在一個堅實的平臺上，一步一步朝前走，城市素質在未來必然越來越高，必然身強體壯。

相反，只追求一兩個所謂好看的指標和國際上進行對接，可能會導致城市的畸形發展、基礎不牢。

徐洪才：從綜合指標來看就是全要素生產力。具體來講，一個比較管用的直觀概念，就是勞動生產力，即單個就業勞動者帶來的GDP。

另外還有很多分項指標，比如單位GDP所需要消耗多少標準煤、單位GDP帶來碳排放強度等。當然，還有從民生的角度，看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就業以及教育的投入等……未來指標體系肯定會逐步完善，并且摒棄過去以GDP為綱的這樣一種指標。

NBD：這個其實就是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指標。在這14個“萬億俱樂部”城市中，二位最看好哪個城市？為什么？

徐洪才：從過去的表現來看，深圳確實一枝獨秀。過去深圳沒有幾所像樣的大學科研機構，但就憑這樣一個基礎，就申請那么多專利，超過了北京和上海，十分令人期待。

但是從綜合實力以及未來的發展后勁來看，我覺得上海和北京應該能煥發青春活力。因為你擁有的資源存量，是別人無法比擬的。那么，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應該有更大的爆發力，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馮奎：城市之間有些東西是要比的，但每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模式，有些東西是不可比的。總體上，我覺得創新驅動特征很明顯的城市，是大家一致看好的，比如深圳。

還有一類城市，特別注重提升城市功能，以此來推動產業發展。比如成都，這幾年不斷改善生活品質，創造宜居環境，并且大開城門，歡迎五湖四海的人才加入這個城市，吸引人才集聚。我覺得這一類城市值得期待。畢竟，人是城市發展的第一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