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改革、開放、創新是40座成功城市最大共性

每經記者｜謝孟歡 余蕊均    每經編輯｜姚祥云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變化集中表現為中國城市的變化。

一方面，中國城市如雨后春筍般崛起，像深圳這樣的故事被稱為“奇跡”，與此同時，城市的發展速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表現可謂參差不齊，競爭力出現分化。

6月22日，中國社科院發布了《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6——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其中，根據倪鵬飛、王海波、龔維進三位學者的最新研究，40座城市當選“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城市”。東部沿海城市占據23席，中西部核心城市也在崛起，溫州、佛山、東莞等由民營經濟推動的城市亦引人矚目。

問題是，40年40座成功城市究竟是如何崛起的？在今天這個時間節點總結經驗，又有何特殊意義？針對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對報告第一作者的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教授進行了專訪。

研究40城 探尋“城市成功學”

NBD：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已經連續發布了16次，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為什么要單獨研究“最成功的40城”？

倪鵬飛：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總結中國城市的發展經驗，探討其發展動力，詮釋其發展原因，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城市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而選擇中國最成功的40座城市進行比較研究和案例分析，系統地梳理改革開放40年來新興城市實現快速發展的歷史經驗，對其成功背后的原因和規律作出新的解釋，可以為我國未來城市進一步發展指明方向。

因此我們遴選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發展最成功的40座城市，對其發展歷程和經驗進行分析，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探尋“城市成功學”。

NBD：遴選的標準是什么？

倪鵬飛：我們一是以城市統計年鑒的289個地級市（不含港澳臺）為基礎，選出過去40年人口密度增量排名前80；二是地均GDP增量排名前80；三是考慮到資源型城市發展的不確定性，按國家發改委公布的資源型城市名單，去掉其中的資源型城市；四是去掉人口凈流出的城市。這四個標準必須同時滿足，不進行加總處理。

前兩項可以看作“兩個標桿”，其中經濟密度，也就是地均GDP，本身是一個效率指標。需要說明的是，過去40年，由于行政區劃的變化，城市的地域面積也發生了變化，如果僅僅比較GDP的總量或增長率，很可能會產生重大偏差，而把區域面積作為分母就能避免這個問題。另外一個“標桿”是人口密度的變化，也是考慮到管轄范圍的變化，同時，從根本上來講,人口是城市可持續競爭力的表現，一個城市能否長期繁榮，就要看人口的變化。

NBD：為什么排除資源型城市和人口凈流出的城市？

倪鵬飛：這個相當于是“門檻”。資源型城市是不可控的，可能前20年依靠資源發展得特別好，可以替代40年的增長，但后面的10年、20年就停滯了，這是資源型城市的問題。我們也看到，40年來資源型城市的變化、起伏的確很大，很容易導致技術上的誤差，所以要排除。而人口凈流出城市，意味著常住人口少于戶籍人口，對人的吸引力不強。

全球分工重塑中國城市格局

NBD：在這40個發展最成功的城市中，有23個集中在東部沿海，均是全國（區域）中心城市，行政級別也比較高，這是否反映出過去40年我國城鎮化的一些特征？

倪鵬飛：首先要強調的是，成功城市最大的特點就是改革、開放、創新，這40個城市幾乎都有這些共性。誰率先改革、開放、創新，誰的力度更大，誰就能更成功，這也是之前說的城市成功學，是主觀因素。

從客觀上來講，首先從全球區位來看，這些城市多處于與全球聯系比較便利的東部沿海區域。中國城市的發展是一個開放的過程，誰在開放過程中占有優勢，就在城市發展中占有優勢。而沿海成功的城市更多，也是因為與外界聯系的便利性。比如跨國公司進入中國，肯定就先到沿海的便利地區。

而從全國來看，過去40年中國經濟剛剛起飛，根據經濟規律，在這個階段最大的特征就是先聚集，即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再擴散。問題是向哪些地方聚集呢？肯定向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好的地方，那就是國家中心城市、區域中心城市，它們是科技、教育等各種要素聚集的中心，產業、經濟也會相應聚集從而得到更好的發展。

NBD：如今，隨著中西部地區的開放開發，能否形成新的城市格局？

倪鵬飛：當前中國正處于整體集聚轉向局部擴散的發展形勢，已經有很多中西部的城市在崛起，這些城市都是近幾年才發展起來的，比如蘭州、銀川、烏魯木齊。如果總結30年，這些城市不一定入選，但總結40年的時候，它們都在列。

NBD：從省域分布來看，廣東的城市最多，但同時也有7個省區沒有城市入選，比如長春和哈爾濱兩個省會城市，主要原因是什么？

倪鵬飛：由于對外開放，中國融入了世界，在這樣的環境下參與全球分工，有利于中國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市場，同時中國也加入了全球的產業鏈條。這在總體上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也由此打破了中國原有的產業體系，使得中國原有的產業體系和經濟空間布局發生重大的變化，過去在封閉狀態產業體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城市，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地位也就相對衰落。很典型的就是東北區域，在這次的40城中，只有大連上榜。

NBD：此次河北也沒有城市進入40城的名單。

倪鵬飛：所以才要講京津冀協同發展，要和北京、天津等城市協同發展好。

民營經濟推動城市崛起可借鑒

NBD：應該說，中國城市在共同崛起的同時，發展速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對此您怎么看？

倪鵬飛：差異的形成主要也是兩個因素。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歷了巨大的工業化城鎮化的浪潮，而工業化城鎮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聚集，一方面是非農聚集，也就是工業、服務業的聚集，是產業的聚集。另一方面就是人口聚集，從農村向城市的聚集。聚集就意味著只能在有限的區域進行發展，不可能960萬平方公里都發展，因此有的聚集得多、有的聚集得少，有的快、有的慢，這是差異性很重要的原因。

從全球來看，中國的產業體系和經濟布局被打破，城市格局發展便有了重大變化與挑戰。原來東南地區是海防前線，未開放之前是貧窮的邊陲。而東北和中部城市則是國家的中心和龍頭。改革開放后，原來的邊陲變成了開放前沿而持續崛起，相反，原來的中心與龍頭，由于產業體系的打破，相對低位下滑，城市間的差異化便出來了。

NBD：我們還注意到，40城中，佛山、汕頭、溫州等城市的發展均得益于民營經濟的發展，這種模式能否在今后的城市發展中，成為打破行政力量的有效方式？

倪鵬飛：的確，市場化程度高、民營經濟強的城市，在這些年都是比較成功的。這對于其他城市的發展是一種借鑒，這也符合之前提到的改革、開放、創新“城市成功學”，每個城市都可以借鑒，這是主觀上可以主動作為的。

NBD：研究報告中提到，深圳和重慶等城市的快速發展得益于特殊時期的特殊發展政策，未來像海南這樣的改革開放新高地，除了三亞外，還會有新的亮點嗎？

倪鵬飛：這實際上是國家政策對區域產生的影響，而未來肯定還會繼續產生一定的影響。這和剛剛講的民營經濟發展起來的城市是兩條路。一個是國家的政策，另一個就是完全市場化的、民營的。這里需要強調地方政府的作為，具體的改革、開放、創新，都要靠地方政府去做，就像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很多都是當地老百姓的自主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