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都市經濟”重塑世界經濟格局，成都表現升格全球第三

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畢陸名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城市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被賦予了繁榮、包容、協作與可持續發展等含義，同時，還推動世界經濟進一步穩健發展，它也被看作關鍵角色。

近日，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都市政策項目小組發布新一份都市研究報告，再次印證這一趨勢——特別是自2000年以來，不同區域的大都市與整個區域發展進程均呈現出正相關關系。而隨著城市進入規?；l展，大都市對區域就業、人口吸納等方面“不成比例”的貢獻率還在不斷增強。

在其根據人均GDP增長率和就業增長率兩項指標選擇的300座大都市中，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城市占據半壁江山，且排名普遍靠前。其中，成都更是僅次于愛爾蘭都柏林、美國圣何塞，居于全球第三。

但另一種觀點是，都市經濟的興盛加劇了區域內部經濟的兩極分化，并成為近期“黑天鵝”事件頻發的肇因——如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公投脫歐成功等?！督洕鷮W人》刊文指出，這意味著“地區時代”的到來。

報告認為，在新的條件下，一方面，地區治理者更需要理解都市經濟在區域和全球環境下的利弊，以此推出更有戰略眼光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協調國家層面的問題時，也需要看到次國家因素的影響，讓它們更加深刻地參與國內國際的雙重博弈當中。

前十中占五位

中國城市都市經濟加速提升

現如今，大都市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明顯，而這種作用隨著城市的聚集效應還在不斷放大。

據報告統計，2016年，全球300個大都市以全球1/3的勞動力貢獻了近一半的經濟產出。而在同年全球GDP實際增長量中，大都市貢獻率高達66.9%。

不僅漲勢強勁，都市經濟對區域的帶動還不受不同發展模式的影響。無論是發達國家集中的歐美、東亞太平洋等地，還是更有發展潛力的拉美、非洲，大都市與其他城市人均GDP和就業率在2010年至2016年的發展曲線均呈現正相關，且區域“領頭羊”的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強。

為何大都市能夠有如此強的發展動力？倫敦政經學院地理學教授安德烈·羅德里格斯-波斯（Andrés Rodríguez-Pose）指出，由于城市經濟發展動力愈加從過去的自然資源集約模式向資本、人才的規模化發展模式轉變，在該領域有優勢的大型城市能夠吸引更多資本、人才流入，可以推動城市進一步集聚化發展。

以排名中國城市首位、全球第三位的成都為例，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解讀文章中，吸引大量外資企業入駐是其贏得發展的重要原因。

這一點，成都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給予了佐證。今年上半年成都新登記外商企業增長23.2%。新引進世界500強企業投資項目數增長95.5%，總投資規模增長94.9%。對外貿易方面，實現進出口總額2162.9億元，增長26.0%。

文章中還提到，接下來由政府進一步加大對技術的投入，將有望促使成都成為新技術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舉措為成都帶來了大量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并使其成為300個大都市中就業增長量最高的城市。

而隨著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大都市也成為世界經濟格局的新塑造者。在報告選擇的300個城市中，有103個城市來自中國，與2012年相比增長55個。同時，在前30名城市中，僅5個城市來自歐美地區，前10位中甚至有5個中國城市。報告指出，這與亞洲近來發展勢頭相吻合。

這種變化在區域內部亦得以顯現。在中國，遵義和貴陽的人均GDP增長率位列全國城市前兩位，分別達到11.1%和10.2%。而同時，此前引領發展的東北和東南地區增長則出現遲緩。

“地區時代”來臨

大都市需為轉型尋找突破口

事實上，早在去年10月，英國《經濟學人》就以封面文章指出，一種全新的區域經濟發展邏輯正在成為主流——由于地區差異擴大，人們愈加不愿意遷移，比如，美國跨州的遷移人數已下降了一半。大量的人口讓這些被羅德里格斯稱為“不重要的地區”反而變得更加重要，事實上，它們已對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黑天鵝事件”就是典型例證。

基于此，該文章認為，全球正在步入“地區時代”。

過去推進大都市發展的老辦法很難適用于這些新的發展中城市。羅德里格斯提到倫敦政經學院經濟史講師Time Leunig在2008年的利物浦作的一番演講。他指出，對于錯過新一輪發展的北英格蘭城市如利物浦，政府的復蘇政策普遍并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用在落后地區的補貼政策很少能成為激發當地發展的新動力，例如，加利福尼亞州的42個企業區，據《經濟學人》文章統計，沒有一個真正促進就業。

多倫多大學約瑟夫羅特曼管理學院教授Richard Florida認為，現在城市迎來一種新的危機。其中，在發展中地區，城市化進程并沒有必然帶來增長，這正是由于發展中地區的城市也走上了人力資源規模化發展的道路。

報告將這種問題概括為城市化的二元困境，即其在繼續惠及大城市的同時卻傷害小城市的發展。如何解決這一不平衡問題？報告將目光投向都市經濟，認為大都市應該扮演起區域經濟“增長源”的角色。但據其分析，能夠承擔起該責任的大都市僅占全部300個都市的一半，且在一個區域中往往只有表現最佳的幾個城市能夠發揮此種作用。

縱觀全球，不少大都市已將輻射帶動效應納入其發展策略，這反過來已推動了中心城市表現的提升。如排名前5的中國城市中，北京正在帶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加大探索，而四川提出明確構建“一干多支，五區協同”區域發展新格局，正是進一步強調了成都的主干支撐作用，以推動市州形成“水漲船高”的利益共同體。

事實上，成都的都市經濟登頂全國與其區域協同發展的腳步加快亦可謂密切相關。例如，成都已與四川16個市州建立政府層面合作關系，達成并組織實施合作項目上千個。目前，成都正抓緊研究制定與市（州）產業協同發展政策和五大經濟區協同發展5個實施方案，初步梳理了120余個合作事項，并積極籌辦成都市與市（州）協同發展大會。

此外，報告還認為，在新的條件下，一方面，地區治理者更需要理解都市經濟在區域和全球環境下的利弊，以此推出更有戰略眼光的政策。另外，在協調國家層面的問題時，也需要看到次國家因素的影響，讓它們將更加深刻地參與國內國際的雙重博弈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