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條”新規在即，銀保監會調研機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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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金融大開放到來前夜，機構怎樣想？是否有意向參與？

繼5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預告”近期擬推出銀行業保險業12條對外開放新措施（簡稱“12條措施”）之后，經濟觀察網獨家獲悉，中國銀保監會有關部門亦緊鑼密鼓，近日對相關機構參與銀行保險業擴大對外開放政策需求情況開展調研——要求其對照12條措施，提出具體思路，以及哪些方面有參與意向；在5月7日前報送材料。

“力度很大啊，但新規似乎對銀行業開放的速度要大過保險業……”一位外資金融機構高管說。

其實，“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保險業和保險監管早就完全開放了。” 某監管層接近人士稱。他解釋，WTO時保險業就先行一步，到最后一次修改保險法，保險業在理論上和法律上基本上是和國際接軌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保險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金龍告訴經濟觀察網，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進程中，保險業開放時間最早、開放力度最大、效果也最明顯。截至目前，世界500強中的外國保險公司均進入了中國市場，完善了我國保險市場主體結構，形成了中外資保險公司優勢互補、公平競爭、和諧發展的局面。

原中國人保財險副總裁、中國保監會重大決策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王和說，在10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開放”始終是我國保險市場的基本格局。開放這十幾年來 ，從機構數量看，外資保險公司已占據了“半壁江山”，但從市場份額看，仍“不盡人意”。

究其原因，既有“時差”，也有“識差”，包括文化差異，以及相關制度約束等。但這不意味著——我們的金融資本大門可以“洞開”，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開放，遵循既定開放的邏輯與路徑之外，維護公共利益安全，適度監管乃“開放”之本。

大開放時刻……

“這當然是好事！我們正在抓緊研究可能面臨的挑戰與機遇。”12條新規擬出，不乏保險機構如是說。

細觀12 條新規，其較為顯著的特點是：外資機構進入中國相關金融領域的總資產規模不再受限制；其次，內外資在金融業對外開放中，遵循一致的原則。再者，取消了單家中資銀行和單家外資銀行對中資商業銀行的持股比例上限——這或許意味著，給銀行機構之間的收購兼并開啟了一個通道。

擬出新規帶來的想象空間也由此打開。這其中也有不一樣的聲音。

一位外資金融機構高管稱，新措施僅惠及了銀行業和保險經紀公司，并沒有提到會降低外資保險和再保險公司進入的門檻，即“需滿足30年經營年限和總資產不低于50億美元的要求。

這位高管指的是第二條，即“取消外國銀行來華設立外資法人銀行的100億美元總資產要求和外國銀行來華設立分行的200億美元總資產要求”；以及第五條，即“取消外國保險經紀公司在華經營保險經紀業務需滿足30年經營年限、總資產不少于2億美元的要求。”

也有金融機構高管認為，新規主要鼓勵外資機構去參股收購轉讓現有的外資保險公司和中資民營的保險公司，而不是設立新的保險公司；此外，對于壽險公司的股權占比還是沒放開，但銀行已經放開了。

事實上，在2018年4月10日的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中國國家領導人表示，中國將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在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方面，去年底宣布的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權比例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確保落地。同時要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范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

次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便在博鰲論壇上宣布了加速保險業對外開放的具體時間表：人身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3年后不再設限；除了放開對持股比例的限制，還放寬了申請條件——今年底以前全面取消外資保險公司設立前需開設2年代表處要求。

“這有助于加快推動形成保險業全面開放新格局。”郭金龍認為。

至于對人身險業務方面的影響，郭金龍認為，由于將人身保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的上限放寬至51%，三年之內外資持股比例只放寬1個百分點，短期影響不會很大；三年以后，不再設限。因此長期影響可能會比較明顯。

不過，“即使三年之后外持股比例不再設限，外資壽險公司適應中國的市場狀況和國情也需要一個過程。此外，內資保險公司也在不斷提高綜合競爭力，想超越內資保險公司的競爭實力也是很有難度的。”郭金龍稱。

正如，盡管外資保險公司已成為中國保險市場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保險市場的影響逐步增強，但還存在外資保險機構發展相對緩慢、份額占比仍然較小等問題。

郭金龍解釋，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大多數外資保險公司以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與本地股東相處中，公司文化和管理理念存在較大分歧，需要一個適應過程，產品設計、銷售渠道等方面也存在不能完全適應中國市場的情況。第二、外資面臨著中資公司的強大競爭壓力。第三、人身險公司外資股比50%的限制制約外資壽險公司對中國保險市場投入足夠精力和資源，出現業務長期發展緩慢。

王和認為，究其原因，首先，外資保險公司在中國的發展面臨“時差”問題，即中國保險市場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如果簡單地“照搬照抄”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就可能成為“不識時務者”。其次，外資保險公司面臨的更大挑戰是“識差”問題，即由于對中國市場的認知差距，導致與“母公司”溝通困難，特別是在發展戰略層面難以達成共識。“母公司”往往強勢武斷，外資保險公司的管理團隊難免陷入內外交困，難以施展手腳，空有一腔抱負。

不過，現實來看，情況似有改善。如，市場占有率方面，外資壽險之原保險業務的市場占有率已由2016年前11月的6.25%上升至2017年同期的7.22%。如無意外，新一輪金融大開放時刻，市場活力、產品結構等或將進一步提升與完善。

正如就新規第7條“鼓勵和支持境外金融機構與民營資本控股的銀行業保險業機構開展股權、業務和技術等各類合作”，有位于廣東地區的保險機構建議，可探索產品聯合開發，增強協同互聯，諸如，聯合粵港澳的相關機構開發針對灣區內客戶群的保險產品，旨在讓灣區居民享受一致的保險產品與設計等服務。

此外，建議灣區內機構通過戰略投資或財務投資的方式開展股權合作；包括針對大灣區內的境內保險企業，尤其是自貿區的險企，適當放寬險資的境外投資品種以及比例等。

就粵港澳三地保險機構的股權合作而言，建議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建立快速審核通道，盡可能簡化行政審批，盡快推動形成三地保險業股權合作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正式出臺——令大灣區發展步入加速期，就擴大對外開放與融合發展而言，大灣區保險業的政策與區位優勢明顯，這讓位于其中的保險機構或將迎來重大發展機遇。

而這樣的大開放其實也有歷史淵源……

開放先行者：保險

從昔日的“狠來了”到今日的“NOT CARE”，十余載開放亦讓先試先行的保險機構之心態日趨成熟。與之對應，怎樣維護公共利益，如何適度監管亦應提上議事日程。

王和解釋，中國保險市場，一直是西方發達國家關注的重點，在他們看來，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市場，充滿誘惑，充滿想象。 WTO更是一個“天賜良機”，于是，“保險”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中國代表團與美國、歐盟談判的焦點。但當時，開放銀行和證券行業的時機仍不成熟，這是談判需要堅守的“底線”。但談判總是要有退讓，因此，最終結果是：保險業率先開放。

“WTO談判結果，意味著要把一個還處于‘學步’中的保險業“扔”到國際保險的大舞臺去，與那些國際保險‘大咖’們‘同場競技’。”王和說。

他舉例說，中國保險業不僅沒有被“狼”嚇倒，更沒有被吃掉，反而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發展與壯大。2017年中國保險業以36600億的保費規模，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國的“償二代”（CROSS）已成為中國保險靚麗的“國際名片”。中國的保險科技創新也令西方同行們“刮目相看”。

在王和看來，與當初相比，今天的中國保險業，需要面對的更多是發展中的矛盾、問題和困難，與此同時，更多的是從容、自信與堅定，以至于在2018年4月，當國家宣布進一步擴大保險業的開放程度時，中國保險業已是“波瀾不驚”，因為，此時的中國保險業已在思考“走出去”的話題。

事實上，“就今天的中國保險市場而言，如果從股權結構的視角看，外資參與中國保險市場的程度已經不低了。”王和認為。

的確，按照郭金龍的話說，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外資險企數量逐漸增加。據其分析，截止2017年底，共有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的境外保險公司在我國設立了57家外資保險法人機構，其中財產保險公司22家，人身保險公司28家，再保險公司6家，資產管理公司一家，下設各級分支機構1800多家。保險中介機構方面，共有13家外資中介機構，其中代理公司5家，經紀公司6家，公估公司兩家。此外，共有21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資保險機構在我國設立了141家代表機構。但是，外資財險公司數量從2014年至2018年2月一直保持22個不變，以及外資壽險公司從2013年至2018年2月保持28個不變。

不過，在郭金龍看來，隨著保險業進一步對外開放政策的逐漸落實，未來外資進入保險業的組織形式將會更加靈活，在合資公司中可以謀取控股地位，甚至可以獨資子公司的形態經營，從而增強了外資保險公司的經營靈活性與自由度。保險業的進一步開放，將會有效的緩解因之前壽險只能以合資的形式設立保險公司而導致外資壽險沒有主導權的狀況，并且也有望改變外資險企份額占比較小的局面，我國保險主體會逐漸增多，外資壽險業務將會加快發展。

當然，一位前國有金融機構高管說，金融業進一步擴大開放，初期更多關注的是宏觀經濟調控下，需要開放的邏輯和路徑—-即“降低外資準入門檻、擴充市場主體容量、改善金融資本結構，促進金融市場競爭，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就此，“監管能力能否同歩匹配，大開放對金融市場有多少負面作用乃至國家金融安全等評估和把控往往滯后，這一點必須時刻保持清醒。”前國有金融機構高管稱。

而于人于事，如何在某種熱潮中保持清醒，亦猶為重要。“不是不要開放，也不是開放沒有好處；只是各國經驗顯示開放從來都不簡單。”王和說，他認為，金融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且涉及公共利益與安全；而目前我們的國民消費者金融消費意識較弱，此背景下，金融仍需強監管。

“這點從近年來的金融亂象已顯露端倪，其最終結果總是弱勢群體付出代價。因此，金融的對內對外開放均要把握一個度；均要維護公共利益，堅持適度監管。”王和說。

經濟觀察網 記者 歐陽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