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推動消費回升要把穩就業放在優先位置

每經記者｜張蕊    每經編輯｜陳星    

王一鳴精彩觀點：

● 2021年經濟回升的內生因素將明顯增強，消費、制造業投資和服務業恢復程度對經濟影響更大。

● 穩就業，才能保障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消費才有更大空間。

● 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要求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3月5日上午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十四五”時期，要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立足國內大循環，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依托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也明確提出，必須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破除制約經濟循環的制度障礙，推動生產要素循環流轉和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有機銜接。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今年我國經濟發展形勢如何？在當前經濟發展形勢下，如何更好地暢通國內大循環？又應當如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在每經頭條特別推出的“奮斗中國·兩會高見”欄目中，《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進行了專訪。

作為知名經濟學家，王一鳴在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產業發展與政策等領域深耕多年。

在王一鳴看來，構建新發展格局，核心是“循環”，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堵點和梗阻，關鍵在改革，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國民經濟循環效率，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2021年經濟將明顯回升

NBD：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促進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您如何看待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形勢？從國內外環境看，我國經濟面臨哪些主要風險挑戰和機遇？

王一鳴：進入2021年，我國經濟將延續穩定復蘇態勢，經濟增速有望明顯加快，并呈現前高后低特征，經濟恢復的結構性差異有望減弱，前期恢復相對滯后的消費和服務業等部門復蘇進程有望加快。

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突破百萬億大關，增速2.3%

具體來看，消費恢復將明顯加快。消費受疫情沖擊最大。隨著疫情受到控制和經濟加快恢復，居民消費傾向將有所回升，被壓抑的消費潛力將得到釋放。若2021年消費逐步恢復到正常水平，考慮到2020年的低基數，全年消費增速將高于正常年份，特別是受疫情沖擊較大的線下消費和服務消費恢復更加強勁，2021年同比增速可能更高。

投資有望延續回升勢頭。“十四五”開局之年各地將開工一批基建項目，基建投資增速將快于2020年。受“三條紅線”融資政策和土地投資增速回落影響，房地產投資將穩中有降。前期較為疲弱的制造業投資，隨著市場需求回暖、企業生產加快和利潤改善，加之去年的低基數，2021年增速將明顯反彈。綜合判斷，全年投資增速將繼續回升。

出口增長態勢減弱但仍將保持增長。2020年下半年，我國經濟加快恢復，疊加海外疫情反復和供給能力不足，部分訂單向我國轉移，帶動我國出口強勁反彈。2021年上半年，我國出口將延續較快增長態勢，下半年隨著主要經濟體產能逐步恢復，訂單轉移效應減弱，出口增速可能趨緩，但全年出口仍將保持增長態勢。

2020年我國經濟加快恢復，出口強勁反彈

總體上看，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先實現由負轉正，但全年經濟增速仍處于歷史低點，2021年經濟將明顯回升。相對于2020年經濟恢復較大程度受到逆周期調節政策的支撐，2021年經濟回升的內生因素將明顯增強，消費、制造業投資和服務業恢復程度對經濟影響更大。

從全年走勢看，受低基數影響，2021年經濟增長中樞將明顯高于2020年，甚至高于進入新常態以來的歷年平均增速，增速反彈在第一季度最為明顯，以后將逐季回落，全年將呈現前高后低態勢，基數效應帶來的宏觀指標大幅轉好，可能與微觀主體的感受形成反差，經濟運行需高度關注市場主體面臨的困難和潛在風險挑戰。

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堵點

NBD：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循環流轉和產業關聯暢通。在您看來，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還面臨哪些瓶頸問題？“十四五”時期，應針對這些問題做哪些改革？

王一鳴：構建新發展格局，核心是“循環”，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堵點和梗阻，關鍵在改革，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國民經濟循環效率，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具體來看，生產環節重點是暢通創新鏈、產業鏈和供應鏈。保障關鍵核心技術自主供給，是生產環節暢通運行的重要條件。通過多年努力，我國部分終端產品形成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但關鍵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等中間品仍主要依賴國際分工。在外部環境深刻變化背景下，我國科技創新的短板暴露出來，主要是原創能力和底層技術供給不足，高端芯片、工業軟件、核心零部件、基礎材料等關鍵核心技術被“卡脖子”問題凸顯，迫切要求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努力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實現自主可控。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自主可控，對暢通經濟循環有重大影響。過去幾年，由于要素成本提高，加上中美貿易摩擦，我國經歷了兩輪產業外移壓力。疫情又對我國產業鏈穩定性帶來新的挑戰。我國一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仍處于產業鏈不完整狀態，存在短板和風險，迫切要求補鏈強鏈，增強抵御風險能力。

分配環節重在解決居民收入分配和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居民收入分配直接關系擴大消費和國內經濟大循環。我國收入分配體系建設已取得積極進展，但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疫情增大了低收入群體增收困難，對擴大消費需求形成制約。這就要求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格局。

暢通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是調控城鄉收入差距和促進經濟循環的重要條件。受傳統城鄉二元體制影響，城鄉要素長期單向流動，導致農村土地增值收益以各種形式流入城市，金融資源從農村凈流出，農民工進城落戶仍面臨不少“玻璃門”“彈簧門”，這些因素抑制了城鄉要素雙向循環，也影響到全國統一的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這就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破除要素自由流動的壁壘和障礙，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實際增長2.1%

流通環節重在加強流通體系建設和暢通金融與實體經濟循環。流通是暢通經濟循環的重要基礎，是有效銜接從生產到消費各環節的“大動脈”。我國流通體系現代化程度仍然不高，還存在不少堵點亟待打通。流通的中間環節仍然過多，增加流通費用和成本。不同運輸方式最后一公里沒有完全打通，鐵水聯運、公鐵聯運還存在不少斷點、堵點，加之跨界公路收費較高，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直接影響到經濟循環效率。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金融和實體經濟循環不暢，是制約經濟循環的重要因素。金融體系對大型國有企業的偏好、傳統金融供給難以匹配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下的融資需求模式，也制約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效率。這就要求對金融供給體系進行結構性調整，增加服務小微和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供給，拓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空間，提供更多直達市場主體的金融產品，疏通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

消費環節重在擴大居民消費和推動消費升級。消費是終點也是新起點，是釋放內需潛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著力點。我國擁有14億人口，城鎮人口超過歐洲總人口，中等收入群體超過美國總人口，消費市場潛力巨大。但受到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影響，市場潛力沒有得到充分釋放。這就要求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高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使人們愿消費、能消費、敢消費。

促進消費升級、加快培育新型消費，是促進經濟循環的重要抓手。近年來，我國消費升級和變革加快，呈現商品消費高端化、消費結構服務化、消費方式網絡化、消費產品智能化、消費群體年輕化等新趨勢。這就要求引導企業適應消費升級新趨勢，優化產品結構，增加優質服務供給。

推動消費回升要把穩就業放在優先位置

NBD：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擴大內需是重點。去年我國消費市場在疫情中受到比較明顯的沖擊，您認為應當如何盡快重啟國內消費市場，更好地暢通國內大循環？

王一鳴：消費是潛力最大的內需，也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近年來，隨著居民收入增長放緩，消費增速有所下降，特別是去年受疫情沖擊，消費恢復明顯滯后于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3.9%。

因此，推動消費回升，全面促進消費，不僅是疫情后加快經濟穩定復蘇的需要，也是“十四五”時期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內在要求。

推動消費回升，最根本的是要把穩就業放在優先位置，促進居民穩定增收。穩就業，才能保障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消費才有更大空間。全面促進消費，還要適應消費結構升級新趨勢，進一步拓展消費增長空間。一是要提升傳統消費，順應市場對產品質量、品質、品牌需求日益提升的新要求，發展高質量、高品質、智能化等升級類產品，滿足市場需求。二是要發展服務消費。2019年我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占比達到45.9%，消費結構日益轉向服務消費為主導，要大力發展通信服務、大眾餐飲、文化娛樂、休閑旅游、教育培訓、健康養生等服務消費。三是要培育新型消費。適應網上零售、在線教育、智慧旅游、互聯網醫療等消費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新趨勢，鼓勵發展新型消費，促進新型消費擴容提質。與此同時，進一步優化消費環境，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營造安全放心的消費環境。

從更深層次看，挖掘消費潛力還受到收入分配結構、社會保障、居民負債水平等深層次因素制約。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調節精準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堅持“房住不炒”政策，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完善長租房政策，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監管，嚴控信貸資金過多流向房地產市場，降低高房價和居民高杠桿對消費的擠出效應。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以促進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戰場，以提高人力資本為主攻方向，以拓寬社會縱向發展階梯為突破口，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使其成為擴大消費的主力軍。

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210元，實際下降4.0%

 

加大補短板強弱項投資力度

NBD：投資也是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抓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要“擴大有效投資”，從當前情況看，您認為應當如何更好地擴大有效投資？民間投資的擴大又需要通過改革創造出怎樣的新機遇？

王一鳴：投資是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擴大再生產、促進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要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使供給結構更好適應消費結構的變化，就要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創造和提升需求的關鍵作用，積極有效拓展投資空間。

要聚焦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加大補短板強弱項投資力度，重點支持既促進消費又優化結構的“兩新一重”建設，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新型城鎮化建設，繼續推進一批強基礎、增功能、利長遠的重大項目建設，發揮投資對擴大內需和優化結構的支撐作用。

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新趨勢，鼓勵企業加大機器人、新材料、高端裝備、智能制造等領域投資力度，推動企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設備更新，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鼓勵擴大民間投資，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引導社會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著力提高投資效率，形成市場主導的投資內生增長機制。

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聯動

NBD：在后疫情時代，我國對外開放面臨哪些新機遇和新挑戰？在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您認為應當如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王一鳴：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要求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

一是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規則、規制等制度型開放步伐，以“邊境后”規制改革為重點，實行高水平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進一步放寬外資準入限制，擴大金融、電信和醫療等服務業對外開放，進一步縮短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全面實施外商投資法及配套法規，依法保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營造一流營商環境，提升產業鏈根植性，更好發揮外資企業“外引內聯”的獨特作用。賦予自貿試驗區更大改革創新自主權，以制度型開放為核心，建設高水平開放新平臺，為深化改革探索經驗和提供示范，在更大范圍復制推廣改革成果。

二是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聯動。優化國內國際市場布局、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完善內外貿一體化體系建設，促進外貿企業融入國內市場體系，建設銷售渠道和網絡，促進內外貿法律法規、監管體制、質量標準等相互銜接。

三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建立健全符合國際慣例、可持續和風險可控的多元化投融資體系。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拓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在加強基礎設施“硬聯通”的同時，推進戰略、規劃、機制對接，加強市場、規則、標準等方面的“軟聯通”，多渠道促進人文交流，強化合作機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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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經濟發展開好頭起好步至關重要，而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經濟發展意義非凡。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提出，立足國內大循環，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依托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要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并將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設定為6%以上。

在采訪中，專家認為，2021年，我國經濟將延續穩定復蘇態勢。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基數效應帶來的宏觀指標大幅轉好，可能與微觀主體的感受形成反差，經濟運行需高度關注市場主體面臨的困難和潛在風險挑戰。

 

記者：張蕊

編輯：陳星

視覺：陳冠宇

排版：陳星 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