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循環經濟協會會長朱黎陽：發展循環經濟必須提高效率實現最大化產出，根本在于技術創新與突破

每經記者｜周逸斐    每經編輯｜陳旭    

今年是“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通過后的開局之年，也是應對氣候變化與保護生物多樣性協同推進的重要之年。

9月26日，清華大學和保爾森基金會在北京聯合主辦“保爾森可持續發展獎十周年主題活動”，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基金會主席亨利·保爾森出席本次活動并進行了現場致辭。

保爾森表示，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的危機相互聯系。氣候變化在加速并且加劇生物多樣性的危機，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生物多樣性流失也導致氣候變化。“全球珊瑚礁的死亡就是一個例子，科學家預測接下來20年有70%-90%的珊瑚礁將消失，將使得4000多種魚類和5億依靠珊瑚礁獲得食物和就業的人們受到威脅。這些挑戰是相互關聯的，生物多樣性的危機甚至比氣候變化更加值得警覺。”

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加劇與生物多樣性銳減的雙重危機，人類社會亟需加速推進“凈零”轉型。針對這一話題，在本次主題活動期間，《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中國循環經濟協會會長朱黎陽進行了專訪。

中國循環經濟協會會長朱黎陽 每經記者 周逸斐 攝

要加快開發自愿減排方法學

NBD：您曾提出，要將循環經濟的碳減排效果納入統一碳市場交易，您能具體解釋一下這樣做有什么樣的好處嗎？

朱黎陽：循環經濟的碳減排效果納入統一碳市場交易，對企業自愿減排會產生很好的正向激勵作用。

企業通過循環經濟的發展方式，如果在節能降耗、提高資源效率等方面，間接、直接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對于這種行為，應該有正向激勵才對。基于此，將循環經濟的碳減排效果納入統一碳市場交易，是對企業最好的褒獎。

NBD：要把“碳減排”變為“碳資產”，需要從哪些方面進行改變？

朱黎陽：將“碳減排”變成“碳資產”，首先要有方法學支撐，需要相關行業協會、企業和機構積極發揮作用，加快開發CCER（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方法學，盡快填補方法學空白，比如加快制定“再制造”“二手商品再利用”“利廢建材”“脫硫脫硝聯產制氮肥”等碳減排效果顯著的循環經濟項目CCER方法學。

其次，要充分運用金融工具，深化氣候投融資創新發展，將符合要求的項目納入氣候投融資項目庫，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更好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和金融機構、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為符合應對氣候變化和“雙碳”目標政策導向的行動和項目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

循環經濟發展根本在于突破關鍵技術

NBD：循環經濟在我國發展多年，您認為當下我國在推動循環經濟過程中遇到了哪些難點？

朱黎陽：中國循環經濟經過20多年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得益于我國擁有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對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很好的應用載體與場景。

在循環經濟不斷發展過程中，我國通過自身豐富的實踐，在資源循環利用、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廢棄物排放、減少污染物以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方面，特別是對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減排的綜合能力貢獻是非常突出的。“十三五”期間，我國碳減排的綜合貢獻率達25%。

經過二十年發展，循環經濟是對“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大規模廢棄”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深刻變革。循環經濟逐步從理念變成了廣泛而豐富的實踐，向世界提供了更多中國經驗、中國模式，可以說循環經濟是推動中國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能之一。

我認為，隨著循環經濟的深入發展，包括對末端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要實現最大化產出，提高利用效率，豐富應用場景，而這一切的根本在于關鍵技術突破。

所以，發展循環經濟，不論在以前、當下還是今后，最大的難點就是要不斷把技術進步、技術創新放在首位。抓住了技術創新這個抓手，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生命力。

NBD：您如何看待循環經濟減量化等3R原則？

朱黎陽：循環經濟的原則就是減量化、資源化、再利用。

減量化有兩個含義：一是對資源消耗源頭要減量；二是對生產過程中產生廢棄物的源頭要減量，就是在生產環節中盡可能少地產生廢棄物。

資源化就是看似是廢棄物的東西，實際上它可以是下游產品的原料，是一種資源。比如格林美是我國廢棄物循環利用領域的領軍企業，十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格林美武漢公司時，就充分肯定了格林美的廢物循環模式，并指出“垃圾是放錯位置的資源，把垃圾資源化，化腐朽為神奇，是一門藝術”。

封面圖片來源：每經記者周逸斐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