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張之爭

林毅夫與張維迎之爭，是一場在學術界紛擾良久的爭議，雙方都在為自己堅持的立場而正名。回到本質，這是一場關乎市場與政府的命題。這是一個值得點贊的爭鳴，最起碼經濟學的圈子不至于是死水一潭。

繼上月國內經濟學界為紀念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逝世10年而舉辦追思會，由此引發林張論戰之后，近期烽煙仍在延燒。為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近日對兩位當事人進行了專訪。

我們撇清喧囂，與理論堅持者和新聞當事人對話，是為了更好地以正確的方向來觀察中國這個巨大的經濟體，來觀察政府與市場這兩個主體之間如何處理其微妙的平衡關系。

《《《

立場堅持者林毅夫：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市場

每經記者 韓冰 發自北京

核心觀點

林毅夫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中國過去35年，我們必須承認政府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如果沒有絕大多數正確，不可能連續35年每年9.8%的增長，也不可能是新興大國中唯一沒有出現嚴重危機的國家。林毅夫強調發揮“后發優勢”來加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創造條件，審時度勢，推進制度改革，把舊體制中的各種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場。“我從來沒有反市場。”林毅夫說，一個高質量的經濟體系應該是有效的市場加上有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在國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認為中小型國企應該民營化，所有者和經營者統一起來可以避免道德風險的問題。

“他本質上是一個學者，而不是政客。”經濟學家華生一語否定了貼在林毅夫身上的“政府派”標簽。

除去學術和政治爭議，不得不說，身材頎長的林毅夫身上有種優雅的氣質。面對記者的提問，如果他不愿直接回答，他會微笑注視，默然不語，或者給予一個禮貌的回復。如果問到他熟悉的新結構經濟學，諸如發展理論以及經濟增長、世界銀行等一些話題，他會用溫和的語氣和笑容正視訪談對象，給予詳盡的回答和足夠的尊重。這也許是他的學術觀點雖受爭議但人緣頗好的緣故。

在楊小凱追思會之后，林毅夫寫了一篇題為《中國學術界不能只引進》的文章，用上萬字的篇幅完整闡述他的看法。他認為1個多月前與張維迎的那場辯論，外界對他的觀點有些誤讀。

8月23日，林毅夫在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回復中說，他對各種問題的完整論述可參考之前的系列文章。第二天，他對記者的文章進行了批注和修改。這是他留給外界嚴謹形象的一瞥。

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他就這樣在褒貶之間游走。批評者對他頗有微詞，但林毅夫始終堅持 “后發優勢”的立場。他試圖將中國的經驗上升為一般經濟學理論。出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的4年里，他嘗試在不發達國家推廣中國的發展和轉型經驗。2012年6月從世行卸任后，林毅夫推出了《新結構經濟學》和《繁榮的求索》，全面總結、闡述了他的理論和觀點。

林毅夫說，他從來沒有反市場，也從來不反對制度改革。他給自己的定位是 “按對問題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獨立學者”。

“政府不干預必然失敗”/

在林毅夫與張維迎“利用比較優勢是政府擅長還是企業擅長”的辯論中，林毅夫至少兩次向張維迎說：“這是誤解我。”

“關于政府和企業家，大家說我強調政府，這是一個誤解。”林毅夫對記者說，現在他一直強調的是“有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有效的市場當然靠競爭、靠企業家。“我從來沒有反市場。”林毅夫說，一個高質量的經濟體系應該是有效的市場加上有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他的新結構經濟學，一方面強調有為的政府，但必須提出一個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預是錯誤的？更重要的是，這個問題不是討論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

當然，要做到這點，按照目前政府的職能定位以及行政管理體制架構，是很難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林毅夫稱，“所以需要有新的理論來說明何種干預是正確的，何種干預是越位的，不做那些事情就變成缺位、失位了。新結構經濟學中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就是想解決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問題。如果因為怕政府越位就反對政府的任何干預，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嗎？這也是為何在和維迎的爭論中，我說政府干預可能失敗，政府不干預必然失敗的原因。”

記者追問：“雖然您也表示，您所講的投資并不單純指政府投資，可是在目前中國特有的經濟轉型狀態中，大部分投資都是政府投資。您認為應該怎樣抑制政府投資所帶來的資產價格大幅上揚、國進民退、民營經濟萎縮和投資中出現的腐敗等問題？”

林毅夫回答，這是一個誤解，首先，在轉型過程中，更多是民營經濟的投資，否則，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會從占80%降到現在的25%左右。其次，國進民退的問題，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提出來的。2008年作為反周期的措施，政府推出4萬億元的積極財政政策，因為積極財政的項目大部分是由政府主導的大型“鐵公基”項目，而給人國進民退的感覺。然而，即使是在這段時間，“鐵公基”以外的項目，絕大多數是民營經濟的投資，所以，國有經濟的比重還是在進一步下降。

在國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認為中小型國企應該民營化，所有者和經營者統一起來可以避免道德風險的問題。對于大型企業，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所以，他認為：“大型國企的改革首先要剝離政策負擔，如果剝離了政策負擔，在公平競爭的市場中，國企經理是否有能力、是否經營得好、是否盡心盡責，可以從企業的實際利潤和市場的平均利潤的對比中充分顯現，這樣國企也不一定經營不好。反之，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負擔，大型國企私有化以后，企業利用政策性負擔為借口來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得到的保護、補貼會更多。”

有意思的是，在經濟理論層面，林毅夫的觀點頗具爭議，但在經濟實務運作過程中卻很管用甚至有效，中國經濟迄今的客觀形勢也越來越證明了這點。

“國內的學術討論很多是在用立場分人，用一派的立場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場，而不看觀點背后的邏輯是什么。”林毅夫稱，正如一篇《林毅夫緣何孤獨》的評論文章所說，林毅夫想說中國經濟“YES”但卻還要到處解釋，本身就是挺搞笑的事情。

“諾獎提名沒多大意義”/

1979年5月16日傍晚，遠在金門的林正義游過2000多米的臺灣海峽，抵達廈門，更名為林毅夫。

在被中國人民大學拒之門外后，當時的北京大學經濟系副主任董文俊曾與林毅夫有過一次深入談話。董文俊對他的印象是“很有分寸、認真嚴謹，是個想搞事業的人。”

時隔35年，林毅夫給人的第一印象沒有太大變化，每次出現在公眾場合，他大多身著白襯衫，或中規中矩的西裝，面帶微笑。

當《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提起他和楊小凱都曾被諾貝爾獎提名時，林毅夫說，“小凱曾獲諾獎獲得者布坎南二次提名。諾獎得主福格爾和貝克爾等也曾提名過我，但這其實沒有多大意義。”

“實際的情形是，諾貝爾獎委員會每年向全世界1500名左右經濟學家，包括已獲得諾獎、北歐國家大學經濟院系的正教授，以及在其他歐美國家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發出邀請，請他們提名。其中大概有一半經濟學家提名自己，所以，每年被提名的經濟學家很多。得票最多的經濟學家最多也只有20票左右，這些人的票大多來自于自己的學生。諾獎委員會再根據得票最多的前五名進行獨立的評選。所以，中國經濟學想得到諾獎，必須先培養出50個左右能進入那1500名的行列之內的學生。這只能在一、兩代人之后。”林毅夫告訴記者。

記者從林毅夫提供的3份材料中看到，1989年~1993年，林毅夫在全球經濟學家的排名是第105位，位居華人經濟學家首位。1990年~2000年，林毅夫發表的論文在國際經濟學界的排名為第237位，位居華裔經濟學家第二位（楊小凱的排名在第897位）。按論文引用，林毅夫排名在第205位，位居華人經濟學家首位。

在楊小凱追思會上，林毅夫與張維迎進行了辯論。對此，有更多學界人士傾向張維迎。林毅夫對“有為政府”的主張以及他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判斷，使他成為很多人眼中的 “官方經濟學家”。不過，不管是早前與楊小凱的爭論，還是現在與張維迎的辯駁，林毅夫都以全球視野的實證經驗和嚴謹的分析來說明其立場。他認為，爭論中的多數學者搞混了轉型問題和發展問題。

林毅夫在追思會后對記者說，“我本人和張維迎、楊小凱乃至國內經濟學界多數經濟學家的差異在于：應該回到斯密的觀點還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相比很難贏得官方政策回應的張維迎，林毅夫顯然幸運得多。他深諳國情，其很多觀點和后來的國家政策一致，或者成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國企改革、農村問題、股票市場、宏觀調控等。

林毅夫說，“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對問題的分析和一貫看法。”至于為什么不謀而合？他表示，正如自己在《本體與常無：經濟學方法論對話》一書里所說，作為學者面對問題時他不套用現有的理論，總是像一個初生的嬰兒一樣，用一種不受現有理論和過去經驗束縛的“常無”心態，從存在的問題是什么，解決問題想達到的目標是什么，要解決這些問題、實現所要達到的目標的限制條件和可選方案又是什么，進行分析。

“我更覺得我是‘客觀派’”/

“從他（林毅夫）寫的東西來看，我認為是那些東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為了迎合什么人說什么話。”華生這樣評價林毅夫。8月23日，華生再次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他本人更贊同林毅夫的“后發優勢”觀點。

在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和調控政策上，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過去依靠大規模投資帶動的高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但林毅夫不這么看，他依舊堅持自己早前的觀點，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不過，他強調說這只是“有潛力”，要挖掘這個潛力必須全面深化改革，維持社會穩定，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在充分利用后發優勢的前提下才可能實現。

“我在《中國的奇跡》、《解讀中國經濟》和各種場合的演講都是說‘有潛力’，但是，在網上的傳播和許多人的轉述、評論中都把‘潛力’兩字拋棄了，這從來不是我的本意。”林毅夫在對記者說這句話時，略微顯得有些無奈。

在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回信中，林毅夫這樣寫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必然有制度的落后性，轉型中國家和理想的經濟模式相比也必然有體制的扭曲性，要趕上發達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和體制的完善都很重要，但是，發展中國家應該一方面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所形成的“后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完善各種制度安排。同時，由于制度是內生的，并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想制度，而且，先進行制度改革的國家，我國的快速發展他們沒有，而我國存在的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等問題他們也有，甚至還更嚴重，所以，一個轉型中國家不需要等理想中的制度建立了以后再去發展經濟。

“中國過去35年，我們必須承認政府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如果沒有絕大多數正確，不可能連續35年每年9.8%的增長，也不可能是新興大國中唯一沒有出現嚴重危機的國家。”即便是背負著輿論壓力，林毅夫還是堅持不改變他對中國模式的推崇。

基于此，很多人把林毅夫歸于“樂觀派”行列，但他在楊小凱追思會上明確表示，“我更覺得我是 ‘客觀派’”。林毅夫認為他對未來的判斷總是潛力和問題同時分析。他認為，之所以被稱為“樂觀派”，是其他人只看到問題，對中國的前景悲觀。

在林毅夫看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確實有不少體制、機制問題。從他在2002年發表的《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一文和《中國的奇跡》以及之后出版的 《充分信息與國企改革》等一系列著作和論述中，可以了解到，他在強調發揮“后發優勢”來加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創造條件，審時度勢，推進制度改革，把舊體制中的各種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場。

批評者質疑林毅夫 “缺少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林毅夫這樣回應：“知識分子當然應該有批評精神；但我并不認為知識分子就應該反社會、反政府。一個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沒有預設立場的、是實事求是的，是敢于堅持任何對的，包括傳統東西的人，只要我認為對的，我就該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講。”

《《《

市場守望者張維迎：我并不悲觀現實的制度

每經記者 周洲 發自北京

核心觀點

張維迎表示，“對于現實的經濟和制度，我糾正一下，我不是悲觀。”他說，“正因為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充滿了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才會談那么多的事，包括批評性的意見。”對于過去35年的改革，他的觀點是：“經濟體制方面，原先有些是放開的，后來又被收起來，國家干預越來越強，國有企業越來越具有進攻性。這就使得民企和外企覺得中國的生存環境越來越不友善，對未來有顧慮。”

他眼中的改革，需要具備理念和領導力這兩個基本因素。“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不依賴某一個人，老百姓都可以活得很好，社會可以不斷地發展。但是你必須承認，在建立制度的過程中，權威和領導力相當重要。”

8月22日下午，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很安靜，能聽到清脆的喜鵲鳴叫和秋蟲的呢喃。夏末秋初，正值暑假，三三兩兩的游客在這里游覽，臉上流露著對這所中國最高學府的遐思和景仰。

頭發花白的張維迎，在新辦公室前的露天圓桌旁，會見一位老友。對他來說，這里應該有一種久違的熟悉——灰瓦紅窗綠廊古建筑風格的朗潤園，是100多年前洋務運動領導人物恭親王奕訢的園子。也是他20年前和林毅夫、易綱、海聞、張帆以及余明德等學者共同創辦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紅底燙金的繁體字匾額居于廣亮正門的正上方，2008年掛牌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只有那八個燙金大字的四分之一大，懸在暗紅色門板的右上方。

與張維迎辦公室僅隔一條走廊的，是汪丁丁、周其仁和海聞的辦公室。這仨人的辦公室緊緊相連，隔窗望去，里面堆滿了層層高書。作為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的周其仁，辦公室跟其他教授的一樣。他在《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期間搬了一摞書，又匆匆離開。他與市場捍衛者張維迎一樣，從改革的態度來說，都是中國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早逝天才經濟學家——楊小凱的支持者。

張維迎，中國近30年來只要一發聲就會引起爭論的經濟學家。

記者在“山水丹青雜”的朗潤園見到了這位出身陜西榆林市吳堡縣鄉村的西北漢子。這位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認同者，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的弟子，并不像有些媒體描述的那樣“悲觀”。他捍衛市場經濟制度的強勢，不在乎言語聲調，而是一種30年來一以貫之的溫和執著。

更多的是反思近10年的狀況/

重新回到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張維迎，非常客氣地讓《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參觀他的新辦公室，翻看他的新書。

朗潤園相較他此前掌舵的灰墻玻璃門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清幽的古雅環境似乎更適合思考。

張維迎的辦公室只有一張辦公桌，一個辦公靠背椅，一臺電腦和一臺打印機，處在房間一角的暗紅木的五層書柜還是空的。辦公桌上放著3本他自己的書，兩本老書一本新書——《企業家：經濟增長的王國》出版于1989年，現在是第三次再版；《理解公司》初版距今也快10年了；《改革新啟蒙》今年7月份出版的新書，基本是他這兩年的訪談錄匯編。

對于完全陌生甚至沒來得及證明身份的記者，他沒有回絕。但對于7月5日那場在楊小凱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的“張林”學術爭論，面對等候加磨纏兩個多小時仍不肯離去的記者，張維迎卻微笑著擺明了“不談”：“你很執著，我也很執著。”

“我不太關注太短期的話題。”他的態度溫和而堅定，黝黑的臉上有著倔強：“有很多地方邀請我去做報告，談論一些經濟形勢話題，我都表示拒絕，因為我沒興趣關注這些話題。我原來對自己說，3年之內的事情，我不關心。我一直堅持這一點。”

張維迎表示，現在并不做具體的政府和科研項目。若問他在做什么，答曰讀書、思考和演講。“偶爾我還會感到很尷尬，比如有朋友問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我說我不知道在做什么研究。”他說，“真的，我不是一個對自己很有計劃性的人。”

這大概是他的觀點受歡迎、但人際關系卻不是那么如魚得水的原因。

張維迎在人們的印象中是持守自由意志和市場經濟的奧地利學派的衛士，但他并不能完全準確地說出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以及來源。如果要硬搬出一個來源，他表示是“不斷讀書和思考”。

在讀經濟學的時候，他受到亞當斯密、弗里德曼、哈耶克等的影響。在上世紀80年代研究價格雙軌制的時候，他系統地學習了微觀經濟學。在牛津大學讀書時他在規規矩矩地學習主流經濟學。

直到2008年張維迎在芝加哥參加科斯組織的會議時，他的論文評閱人表示“文章非常奧地利學派”，他才回顧發現，包括自己在早期時候寫的東西，過去很多人認為他更像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的思想，現在看來更接近于奧派。張維迎認為，奧派真正抓住了市場的精髓，而有很多經濟學成果是技術層面的。

2011年，張維迎談反思經濟學的時候，發現國內經濟學界和社會批評市場的失敗，實際上是市場理論的失敗。“它和市場的失敗是兩碼事。”

他打了個比方：比如一個女孩子本來很漂亮，但畫家把她畫得像只猴子，然后我們就評判這個女孩有多丑，“這是經濟學的錯誤。”

雖然沒有直接回應學術之爭，但張維迎認為，其對經濟學以及社會問題的看法都有內在一致的邏輯。“至于什么體系，還不好定義。”他說，“我的觀點就代表我自己個人。這些可能跟別人一樣，也可能跟別人不一樣。跟別人一樣，不是我有意要迎合他；跟別人不一樣，也不是我故意要反對他。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實驗往前走。”

張維迎表示現在考慮的問題可能比過去都要更長遠。“我會想，我們國家30年之后會是什么樣子？然后我們現在要做什么？包括我們學術界應該有什么樣的準備。”他說，并非自己有能力一定可以擔當這個工作，但至少他有興趣和志向來思考這些問題。

系統地回顧張維迎的學術觀點，會發現他并沒有否認中國35年來的改革與發展成果。讓他深深反思和批評的，是最近10年的狀況。

“對于現實的經濟和制度，我糾正一下，我不是悲觀。”張維迎強調，“正因為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充滿了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才會談那么多的事，包括批評性的意見。”

對于過去35年的改革，他的觀點是：“經濟體制方面，原先有些是放開的，后來又被收起來，國家干預越來越強，國有企業越來越具有進攻性。這就使得民企和外企覺得中國的生存環境越來越不友善，對未來有顧慮。”這是一些外企或者抱怨或者搬遷，民營企業家和富人在移民的重要原因。

至于“新改革”應該從什么地方開始，張維迎認為就像上世紀80年代那樣，有廣泛討論，有學術界大膽地參與。張維迎一直稱鄧小平是 “真正的改革家”。他眼中的改革，需要具備理念和領導力這兩個基本因素。“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不依賴某一個人，老百姓都可以活得很好，社會可以不斷地發展。但是你必須承認，在建立制度的過程中，權威和領導力相當重要。”

“凡人世界”的建立過程，需要偉大的領導力。他說，“這意味著領導人要有很強的理念，要有堅強的意志推行這種理念，還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讓理念戰勝利益。”

張維迎對過去10年發展的尖銳言論，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一種強烈的期待。他曾經認為2005年是一個轉折點，他希望現在可以是另一個轉折點。“我看到最近中央政府出臺的一些措施，非常具有改革精神。”他指的是企業注冊制度改革、設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持續地簡政放權等。

“問題是最后會落實到什么程度。”張維迎稱，看口號和原則，更看行動。

“國企與公平競爭不兼容”/

經濟改革走到今天，張維迎認為改革空間還有，但是已經不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么大了。

“空間在哪兒？首先是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關于國企改革，是林毅夫于FT中文網上發文稱在今年復旦學術會上張誤解他的觀點之一。

林毅夫認為對大型國企改革而言，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比簡單的私有化更重要。但張維迎的觀點是，國有企業導致的惡果之一就是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國企與公平競爭不兼容。”

張維迎認為這是被很多人忽視的一個問題。在5年前，他曾樂觀地預測5年后的今天，國企改革將基本完成，現在他則認為這5年沒有進展甚至出現倒退。“過去5年，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大量的資源、貸款都要給國有企業，國企總體變得越來越強勢。”

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提出，國企用產值、稅收和就業等數據，證明為國家做出了多大貢獻。

“但是我們更要看它的效率。”張維迎引用了官方統計數字，2010年國企占整個工業企業資產的42%，但產值只占27％，增加值占30%，解決的就業占20%。“投入產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張維迎說，如果把給國企的資源投向民企，這些資源將會得到更好的利用，國家經濟會發展得更好。

“國企并不真賺錢。”張維迎認為，國企所謂的“賺錢”，從經濟學上講，不能叫經濟利潤只能叫會計利潤。

他以電信行業為例。電信公司的牌照屬于政府限制資源，競標和競爭沒有完全放開，電信公司并不為牌照付錢。如果競標，一個牌照競標500億元，那么企業就要支付這種成本。“所以，電信公司表面上賺錢，實際上賺的是租金，或者叫準租金，而不是真正的經濟利潤。如果把貸款利息優惠、資源占用等隱性成本算上，國企的利潤是負的。”

市場經濟需要有公平的競爭，是已達成的共識。但如果要在“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下”保持“國有經濟的主導性作用”，張維迎認為只能靠特權——政府賦予的排他性地位來保持。“那么公平競爭就是不可能的。”他說，盡管“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國企主導下同樣可以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被很多人忽視的另一個問題是，由于國企的存在而導致的不公平競爭，使得好多民營企業家的潛能不能發揮出來。”張維迎說。

一旦民營企業家認為競爭環境不公平，如果有一些不道德的行為，心里也會沒有負擔，會認為“你憑關系拿到或者得到一個許可，突然之間就賺幾億或者幾十億，那我無非只是造了一點假冒偽劣產品，辛辛苦苦才賺幾百萬幾千萬。”

但張維迎也承認，并非每個企業家都如此扭曲，中國企業家團體中也有積極的力量，靠的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性獲利。

“國企的大量存在，影響著整個社會生態。”這個判斷，張維迎一直堅持。“政府給國企大量補貼，一些民企潛能又不能很好地發揮，整個稅基又縮小了。”所以他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國企的大量存在其實削弱了政府的力量。

目前，中國的國企開始試點混合所有制改革。

“但是如果有了國有企業，有了政府賦予的特權，好多民企也是通過跟國企搞所謂的聯合來生存發展，實際上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瓜分國有資產，然后跟政府搞一種特殊的關系，得到特殊的許可。結果是，企業家精神的丟失。”張維迎建議的國企改革一攬子方案可謂 “狠”：先推動國企上市，然后國家控股減持，從70％到50%再到40%，然后民營企業家進入董事會，慢慢開始從有發言權到政府完全退出。“即使有些企業國家仍然要保留一些股份，我覺得最好是國家通過機構持股，但不作為直接的股東，不參與正常的公司治理，只通過投資分享紅利。”

他希望未來十年，國企占GDP的比重能在10%以下。

張維迎對國企改革的犀利言論，正如30年前他參加激蕩人心的莫干山會議提出對價格改革“放開”一樣大膽。那次可稱之為啟蒙的會議，與會的學者和官員討論的價格雙軌制改革帶動了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

張維迎認為，國企改革是現在改革的一個突破口。“如果不推動國企改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不可能的。”

他不認為有哪一個行業是民企不能做、做不好的。“我們現在好多行業，如果真正放開競爭，它們的集中度將會提高。國企改革就是政治決心。”

“市場先生”捍衛市場觀/

近幾來，張維迎對于任何關乎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社會學甚至哲學的討論和爭論，給出的答案都不離“市場”左右。他就像拿著一柄刻著“市場”倆字寶劍的衛士，以不變應萬變。

與林毅夫的碰撞也是如此。他也因此被冠名為“市場先生”。

他認為在人類的發展過程當中，市場經濟是每一個大眾幸福感最強的一個階段。對于“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的爭論，張維迎更關心的是前述的“理念”，因為“理念”關乎制度變革，這是他和楊小凱一直堅持的重點。

他說，前25年的改革，是新的理念戰勝舊的理念，理念戰勝利益。“鄧小平的改革其實就是理念導向的。”

“過去10年，理念倒退了，或者說是我們失去了理念。”他說，很多政策是利益主導了理念，不談是非只談利害。“尤其如果上面沒有很好的理念，下面的政府部門和官僚就變得一味追求更大的權力。”

他認為理念最重要的一點，是相信人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創造力只有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中才能迸發出來。相信市場是推動人類幸福、技術變革和社會進步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張維迎說，這一理念是最重要的，如果對市場本身沒有信心，就會把出現的很多問題歸咎于市場本身。

張維迎曾稱，一些經濟學家并不懂政治學。梳理他的觀點，經濟學與政治學其實是緊密相連的。在其看來，市場是與自由劃等號的概念。“市場是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每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斷者。”

不過，他也強調了市場包含的另一面：“自由市場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市場本身意味著你尊重別人的權利，包括人身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也是法制社會對個人自由的最基本的限制。

張維迎在2013年11月的人文經濟學會上說，市場有三個最重要的要素：自由、財產權和企業家精神。

“這些要素其實都需要法律的保護，這就是政府要履行的職責。”他在那次訪談中說，“自由需要法律保護，財產安全需要政府保護，企業家精神只有在相對穩定的產權保障環境下，才有可能迸發出來，然后變成創造財富和創造價值的力量。這也是政府的意義所在。”

“我還是這樣認為，未來30年的前15年重點應該放在建立法制社會上，也就是說把政府的權力放在法律之下，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可以超越法律。”張維迎說，法制建設不是政府怎么管老百姓，是要建設透明公平的規則，并且法律面前沒有特權。他依然堅持保護產權、加強法治、維持社會秩序。

他說，真改革就是政府把權力放給民間、放給市場。“這其實也是我們過去市場化改革的一條主線。過去30年的發展正是依照了市場邏輯。”而市場的邏輯是創造財富，不是分配財富。

對于中國經驗和中國模式，張維迎和社科院教授雷頤的觀點相同，從一開始提出這個概念，他們就不認同。這也是他和林毅夫爭論的一個觀點。

雷頤認為，30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市場經濟和全球化貿易的發展。“不要以為中國有多特殊。”張維迎說，中國對公司的審批，西方以前就有，幾百年前還需要國王特許審批就是活生生的歷史。

人類社會過去在兩三百年中已經有過一些基本的理念，如果不接受這些理念，就沒有辦法改革。張維迎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也因此遭到強烈批駁“照抄照搬西方”。

“就像蓋大樓一樣，力學和材料的一些基本原理都是一樣的，雖然這座大樓可能蓋在不同的方位上，地基厚度不太一樣。”張維迎除了堅持己見，還是堅持己見。

市場經濟需要政府維護/

談到政府與市場、與企業家的關系，林毅夫稱，張維迎誤解了他，他的意思并不是“倡導由政府來決定哪些產業符合比較優勢”，張維迎根據過去的經驗對 “有為政府”作了“字面的片面理解”。

張維迎沒有說過 “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他認為市場經濟制度的維護需要政府。但是，他心中的“有為政府”，不是直接“制定產業政策”之類的停留在“術”層面的機構，而是保護自由、保護財產權。

“這是政府存在的最重要的作用。”張維迎說，只有在財產權得到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市場才能夠有效運行。“政府應該建立一個有利于市場有效運作和企業家創造財富的制度環境。”

張維迎一直認為企業家是創造財富的主力。林毅夫直接提出，企業家也會利用各種理由尋租、綁架政府來謀利。

“2008年這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就是華爾街的金融寡頭綁架美國政府政策的結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給企業家的創新提供自由的環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業家綁架。”林毅夫在FT中文網上的解釋中寫道。

張維迎恰恰認為這是美國政府干預經濟的結果。“什么是次貸危機？簡單地說，就是有些人借錢買房子之后可能還不上錢。問題是，當初他買房子的時候為什么有人愿意給他墊錢，沒錢買房的人為什么銀行會給他貸款？”

一個買不起房的低收入者，銀行當然可以拒絕貸款，因為他的支付能力不夠。“但是美國有這樣的法律，要求銀行必須貸款給沒錢買房的低收入者，所以就形成了沒有能力買房子的人都在買房子。大量的研究結果表明，恰恰是政府對金融和房地產市場的干預造成了次貸危機。”

對于企業家到底和政府該保持什么樣的關系，張維迎的思考是，企業家不可能完全脫離政府。他說，“但另一方面，企業家跟政府關系不能太緊，如果關系太緊容易出問題。”

市場捍衛者張維迎，對全球市場經濟現狀的理解也不同于輿論層面。

“必須強調一點，現在全球都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包括美國。”張維迎認為，市場經濟最主要的交換手段是貨幣，而現在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控制貨幣。“貨幣最初是自由生產而不是政府壟斷印發的。”

“中國距離真正的市場經濟還很遠。”張維迎承認中國取得了很多進步，一些消費品市場的進步比生產資料市場的進步要大得多，一般性產品比基礎設施建設、能源等基礎型產品市場要進步；產品市場比要素市場要進步，即使是要素市場以及信貸和資金領域，也有很多進步。

“整個改革的30多年，的確是從計劃經濟往市場經濟的方向走，但是首先在產權制度上就不能叫市場經濟，如果國企占GDP比重超過10%就不叫市場經濟。此外，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還很多，結果是中國大量的企業家做決策時，首先不是看市場，而是看政府。這是一種有市場要素的管制經濟。”

張維迎與林毅夫等經濟學家的爭論，最核心的仍是他對自謂純粹市場的追求與捍衛。他說，學者如果為了迎合政府的某種偏好或政府政策而建立理論，或者迎合大眾或所謂民粹的一些東西，都是不符合學術精神的。

張維迎的觀點正確與否，留待歷史考察，但他對市場的理解以及30年來的執著捍衛，也許是他一直以來備受爭議的原因。不過他并不在乎這些。

《《《

學界看林張之爭：誰更懂中庸 誰更有市場

每經記者 王辛夷 發自北京

核心觀點

經濟學家華生：朋友問我怎么看林毅夫與張維迎之爭，我說毅夫講政府做的95%都是對的，否則中國沒那么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時看到不爭氣的發展中國家太多了。我覺得對70%就不錯了。維迎總說市場萬能，政府最好別干啥事，恐是因他從沒離開過政府附屬單位，衣食不愁話語有平臺，不知我等體制外的眾人生存的難處。

2014年7月，在楊小凱去世10周年追思會上，中國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張維迎展開論戰。而論戰的核心，依然可以用楊小凱當年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來概括。

這場追思會主題——思考和探討中國經濟學科未來發展道路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問題。林毅夫認為中國過去35年經濟高速增長，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時說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確的；而在張維迎看來，現在還很難判斷經濟改革成功與否，我們隨時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毀原來取得的成就。

本擬閉門的會議，最終因為媒體出席演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學術論戰。林張二人的觀點被廣泛傳播并討論，學者們通過不同方式表達自己對此事的看法。

這不僅僅是一場枯燥的學術討論，在當今中國，對于發展路徑以及經濟增長能力的評估，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生活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

林張之爭十余年/

楊小凱也許能預料到今天的論戰。新世紀初年，已經旅居海外多年的楊小凱回到國內，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發表了主題為“后發劣勢”的演講。演講中他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沒有基礎制度的情況下，后發國家可以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在那個所有人都在討論“后發優勢”的年代，楊小凱對“后發劣勢”的重視，當場引起多位學者質疑。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是那場演講的親歷者。在楊小凱演講之后，他曾說：“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特點，而且要看到我們內生的制度變遷的動力，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學習英美的制度模式，可能會形成新的想法。”

盛洪另一個備受關注的觀點“中國經濟還能繼續高速發展20年”，與“后發優勢”的堅定擁躉林毅夫不謀而合。

2002年，林毅夫撰寫了一篇題為《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的反駁文章。他認為，后發國家應該先利用“后發優勢”加速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推動制度的完善。

在楊小凱因癌癥去世后的10年里，林毅夫收獲了更高的名望。作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的觀點似乎更為決策層接受。

正因如此，林毅夫被冠以“主流經濟學家”等名號，被批評為“缺少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在他的微博上總結了“林毅夫的三個無視”。他認為，林毅夫僅僅因為中國與美國人均收入差距，相當于1951年的日美差距，就得出8％、20年的結論，這是極輕率的。對此，林毅夫說誤解了他，他當時說有實現8%增長的潛力。

而論戰的另一方，張維迎等自由市場派經濟學家，面對的局面更值得玩味，雖然得到的公眾支持較多，但較少體現在政策層面。

獨立經濟學家苗實在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短信里說，張維迎們是改革的倡導者，但是他們第一沒有后臺，第二太過率直，太過急躁，不具備中庸之道。

凡事不能走極端/

韋森是楊小凱追思會的主辦者，他在會上說了這樣一段話：“無論各位同仁觀點多么不同，至少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觀念的變遷在社會制度變遷中起著根本性作用。在21世紀，我們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到底什么才是一個良性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構架，中國的經濟學該向何處去，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要進一步思考的。”

而當被記者問到他本人對這一爭論的看法時，他回復說：“維迎和毅夫，都是好友，還是不說什么了吧，觀點上我更贊同維迎，個人友誼上，我和毅夫更近。”

追思會結束后第二天，張維迎重新回到北大朗潤園，這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所在地，而研究院的創始人，正是林毅夫。

2004年，楊小凱因癌癥去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為他舉行悼念座談會，主辦者和主持人都是林毅夫。他在發言中說道：“最近這幾年，我們在學術觀點上時有沖突，‘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在學術上，只有不同觀點的不斷砥礪和切磋，我們各自的理論才能不斷完善，不斷前進。”

當時在場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說，“我認識楊小凱超過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對現在舉世贊同的中國增長還有一種保留和懷疑。這種保留和懷疑不是一種情緒化的猜疑，更不是因為他的境況不好，而是來自他對社會、對經濟長期發展面臨問題的思考，也來自他的學術核心部分的理解。”

戲稱自己是“小凱粉絲”的張維迎認為，“楊小凱擔心的問題如今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他的擔心很有市場：在國內生產總值不斷翻番的同時，腐敗問題、人口紅利漸失都讓改革顯得更加緊迫。

在林毅夫發表長文后，《每日經濟新聞》首席評論員葉檀在她的微博里寫到：“林毅夫先生撰長文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是學者應有的態度，對人對事的尊重與敬畏。”她認為，關鍵問題是我們不知道中國現在的情況到了哪一步，由政府來主控的模式是不是已經不適合當下的情況。她希望論證雙方可以舉出具體的分析模型，因為“這對于未來的決策意義重大”。

追思會結束后，經濟學家華生在自己的微博里說：“朋友問我怎么看林毅夫與張維迎之爭，我說毅夫講政府做的95%都是對的，否則中國沒那么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時看到不爭氣的發展中國家太多了。我覺得對70%就不錯了。維迎總說市場萬能，政府最好別干啥事，恐是因他從沒離開過政府附屬單位，衣食不愁話語有平臺，不知我等體制外的眾人生存的難處。”他之后對記者表示，后發的優勢、劣勢都很明顯，雖然優勢占據主導，但在某個具體國家做得不好也許劣勢就會占據上風，凡事不能走極端。

這種中庸觀點，出自13年前楊小凱演講現場主持人茅于軾之口；13年后，在楊小凱追思會上，“中立派”黃有光也一樣認同。

《《《

記者觀察：被誤解了的張維迎和林毅夫

記者 王辛夷 李澤民

在一間局促的會議室內，張維迎和林毅夫出現在一個角落里。在他們的中間，是比他們年長的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黃有光。

落座，會議開始，說到酣暢處的張維迎，把襯衣領子提了一下又一下。話筒傳到林毅夫手中時，他騰出右手，向右輕推，一下又一下。

這場持續日久的爭論，就這樣被切分齊整，市場和政府擁躉者都眾。

新近搬了辦公室的張維迎，說他更關心30年后的中國。同時他強調，其實他對現實的經濟和制度并不悲觀。

而林毅夫也說，我不反對市場，我們爭議的差異是回到斯密觀點還是方法上。顯然，輿論也好，學界也好，對他們二人都誤解很深。但長期以來鮮明的個性，公眾不期然地給他們戴上了帽子，包括一些熟悉他們的好友。

經濟學家姚樹潔說張維迎太率真、太急躁，不具備中庸之道。林毅夫就不一樣，他學會了中庸之道，他原來的手下易綱、海聞都從了政。這也有道理，梳理這幾年的總理座談會，林毅夫已經被邀請參加了好幾次。

而張維迎在業界贏得的贊許卻廣泛得多，他曾經有“競星劍”的稱謂。此劍鋒芒畢露，但劍尾流星也會傷及自身。

作為同是張、林二人共同好友的經濟學家韋森，在這場爭論中把支持的票投給了張維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給了林毅夫。曾在一個多月前主導了這場爭論的韋森，不愿多言。但知識分子關照現實的情懷，可在8月11日他在微信圈里的話予以管窺：這些年來，常常自問，是否自己的知識結構和知識稟賦乃至信念遮蔽了自己“客觀”無偏地觀察世界現象的眼睛？

為什么對同一個社會現象不同的經濟學家會看到一幅不同的畫面乃至看成完全不同的東西？

是否一些固有的信仰和信念使每個觀察者都戴著一幅有色的不可超越的眼鏡觀察和認識世界？

如果每一個學人都能這樣反思自己，這個世界會多一分寬容和理解，也會更多地和而不同，多樣發展。

如今，張維迎離開了光華，搬到了與林毅夫同在的一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