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顧雛軍案看合法保護民企任重道遠

每經記者｜李偉    每經編輯｜郭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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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后的顧雛軍長期喊冤，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再審，顧雛軍本人的罪名僅剩一個挪用資金罪，而其余6人改判無罪。雖然顧雛軍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一再聲稱自己會被改判無罪，但這個結果與顧雛軍本人的希望顯然不完全相符合。然而，畢竟最高院已經做出了實質性改判，也算對得起他出獄后不懈地喊冤了。這也是十九大后黨中央依法治國國策的一個體現吧。

但是，回過頭去看，從當年的“郎顧之爭”開始，到證監會調查和公安機關立案，再到顧雛軍被逮捕，最后被判刑，著實讓人唏噓不已。我們不僅應該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審和改判而點贊，更應該去檢視和反思當初為什么會發生這類處理不公的事件？又聽聞當年被判刑的其他民營企業家的案子也在陸續再審中，有的人可能會被釋放出來，就更應該從思維觀念和司法體制上進行反思了。

改革開放已經整整40多年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也已經27年了，可是，這么多年以來，在國人的思維上，“企業血統論”從來就沒有消除過：那就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個體企業的嚴格區分。從金融信貸、司法實踐、產權保護、財稅政策等等方面，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有嚴格的界限。

從金融信貸來說，除了極其少數做得非常大的民營企業之外，絕大多數的民營企業是很難從金融體系貸款的，當然，有更大量的民營企業是根本沒有任何可能從金融體系貸到款的。相反，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哪怕錢多得用不完，或者哪怕存在重大的違約風險，都是可以從銀行貸到款。沒有辦法，很多中小民營企業只能從金融體系之外獲得高息貸款，以致出現大量的問題。

從司法實踐來說，對民企的合法保護更是很難。如果出現國企的高級管理人員侵犯國企的利益，或者有其他針對國企的犯罪行為，通常很快會獲得國家相關司法機關的響應，積極辦案積極處理。但是，如果相同的行為發生在民企身上，是比較難于得到司法救濟的。

筆者身邊就有一個非常現實的例子：一家依法設立的擁有高新專利技術的民企，募集股本一億以上。企業設立后，負責實際經營的總經理，在三年的時間里，采用各種非法手段，套取企業資產5000萬元以上，被股東們發現后，總經理立即去了德國，從此不回。股東們去報案，公安機關要求股東提供證據，股東好不容易取得一些必須的證據，可是遲遲立不了案，后來好不容易立了案，可是一直無人辦理，也沒有進行網上追逃。實際上立了一個空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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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這個企業是國企的高管非法竊取企業5000萬元以上的話，那么應該早就跨境追逃了。而事實上，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它們都是中國的企業公民啊，都是祖國的“兒女”啊，按理它們都應該獲得平等的保護啊。可是，在司法實踐中，差別還是很大。如果是一些合同糾紛，一般的民企都不是太愿意走訴訟這條途徑。他們就是覺得，訴訟時間長不說，即使是贏了，可能得不償失的情況都是有可能的。

前些年民企一度在社會上非常不安，經過國家近兩年的糾偏，情況已經有很大改善了。可是，現在又一個傾向出來了，就是各地開始努力地顯示出民企的重要性來。于是各種對于民企的政策大量出來，仿佛民企一下子就被重視了。

其實，我們完全不必如此。我認為，我們只要在思維意識上，在思維觀念上，在骨子里，把所有企業都當成是平等的企業公民，它們都是祖國大家庭里平等的一份子，沒有企業血統的區分，在金融信貸、立法司法、財政稅收、產權保護、市場準入等各方面都一視同仁地對待，就非常好了。相反，我們現在好像又在“特殊優待”民企，那么說明我們還是沒有把它們當祖國大家庭的普通一員來對待。

有時候，我又從另一個角度在想，當年“郎顧之爭”的結果，是郎從此大紅而成就一門商業講學生意，顧因此鋃鐺入獄而格林柯爾公司也煙消云散。我在想，我們這個社會是需要成就一個商業講學生意的教授呢，還是需要一個真正的制造業的企業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