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通院云大所所長何寶宏：數字化轉型是長期過程，不能用短時成敗定義

每經記者｜劉玲    每經編輯｜梁梟    

過去的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數字化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隨著“新基建”提速以及數字化轉型進入到2.0時代，無論是產業變革，還是技術迭代，都在以驚人的速度向前演進。

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了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計算與大數據研究所（以下簡稱中國信通院云大所）所長何寶宏和副所長栗蔚，深入探討了我國不同行業的轉型現狀、當前面臨的難題以及如何破解困局等。

“數字化轉型是非常痛苦的過程。”何寶宏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轉型不是把新一代的數字化技術引入到企業就完了，而是在技術越來越深入之后，整個企業的組織架構、管理，人才結構和企業文化都要跟著調整，這是最難的。”

企業數字化轉型不能用“成功”和“失敗”來定義

據工信部數據，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十三五”初的11萬億元，增長到2019年的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36.2%，2020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7.8%。

“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占GDP的比重的確超過了三分之一，但是各個行業的數字化程度不太一樣。我們國家的服務業整體來說，高于傳統的制造業和農業，比如說金融服務業、通信服務業、還有物流等，他們的數字化占比非常高。”何寶宏說。

中國信通院云大所所長何寶宏 圖片來源：中國信通院供圖

新冠疫情后，幾乎所有企業都意識到了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據有關機構測算，數字化可使制造業企業成本降低17.6%、營收增加22.6%；使物流服務業成本降低34.2%、營收增加33.6%；使零售業成本降低7.8%、營收增加33.3%。

雖然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可以實現降本增效，但是轉型并非易事。麥肯錫報告顯示，在精通數字技術的行業，如高科技、媒體和電信，轉型成功率不超過26％；而在石油、天然氣、汽車、基礎設施和制藥等較為傳統的行業中，數字化轉型更具挑戰性，成功率僅在4％至11％之間。

“數字化轉型是非常痛苦的過程。”在何寶宏看來，“轉型不是把新一代的數字化技術引入到企業就完了，而是在技術越來越深入之后，整個企業的組織架構、管理，人才結構和企業文化都要跟著調整，這是最難的。”

同時，何寶宏表示，企業數字化轉型還是一個長期過程，至少需要20年～30年的時間，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成效，不應該簡單用“成功”和“失敗”來定義。“如果在2年～3年內觀察一家企業，數字化轉型才剛開始，何言失敗，更應該說是為下一步的轉型積累了經驗。”

從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施情況來看，大部分企業都已經在運用新一代數字技術基礎設施，來打造自身的IT數字化能力。據中國信通院《云計算發展白皮書（2020年）》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已經應用云計算的企業占比達到66.1%。

何寶宏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現階段數字生產工具已發展得較為成熟，但如何發揮技術的價值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以云計算為例，以前企業關注的是“云優先”，以上云為主要轉型目標，但現階段企業更關注“云效能”，即發揮云在實際業務中的價值。

轉型者還是賦能者？

實際上，麥肯錫報告中所說“不同行業數字化轉型的成功率不一樣”背后的原因便是，不同企業的數字原生程度、IT能力成熟度不同，不同企業擁有不同的數字化實施路徑。

近日，中國信通院首次發布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雙曲線”，即轉型者曲線和賦能者曲線，反映了現階段數字原生程度不同的企業數字化發展階段。據中國信通院院長余曉暉介紹，對于數字原生程度較低的企業，往往遵循轉型者曲線路徑；對于數字原生程度較高的企業，更多的是賦能者的角色。

“要想做好企業數字化，我們應該看一看現階段自己是轉型者還是賦能者。不過，轉型者和賦能者并不是絕對的，一些轉型企業達到一定水平后將轉變為賦能者。雖然數字化原生程度較高的企業天生就是賦能者，但（它們）也在持續關注自身的轉型，因為只有持續轉型才能將自己更好的技術賦能給其他企業。”栗蔚表示。

據了解，面向“數字化轉型者”，中國信通院推出了《企業IT數字化能力和運營效果成熟度模型（IOMM）》標準，幫助企業定位自身數字化水平。

封面圖片來源：中國信通院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