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相親大會，男士百人，對面女士5人，背后原因讓人深思

每經記者｜吳林靜  楊棄非    每經編輯｜段煉 楊歡 易啟江    

2月5日，江蘇徐州邳城河一相親大會現場，男士排起長隊多達百人，而女士則只有5人，引發廣泛關注。邳州民政局對此承認，當地的確存在適婚男女比例失衡的現象。

相親大會現場 圖片來源：極目新聞視頻截圖

追根溯源，“出生性別比”偏高已困擾中國多年。數據顯示，從1990年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高出正常范圍（103~107），于2004年達到峰值121（即新生兒中每100個女嬰對應著121個男嬰）。

此后，各級政府加大了對非法鑒定胎兒性別和性別選擇性終止妊娠的處罰力度，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逐漸下降到略高于正常范圍的水平。然而，20至30年前的出生性別比問題正在當下轉化為“婚姻擠壓”問題。

據《光明日報》此前報道，根據專家測算，適婚年齡段人口的性別比正在持續攀升，20至30歲人口的性別比已經達到111，到2030年將達到115。

當我們把關注點聚焦在徐州，透過這場相親大會，來分析城市性別比失衡的顯性問題，以及徐州是如何應對的。

累積性失衡

記者根據徐州市統計年鑒，梳理了近70年的性別比走勢。

從上圖可以看到，男性與女性的差值逐年拉大，2009年兩個群體的絕對值差距超過了30萬人。近十年間，差值還在進一步向40萬人逼近。統計年鑒提供數據計算出來的性別比，最高只到107.6，并未出現離譜的數據。

不過，南京農業大學楊洪濤此前拿到了徐州公安局、徐州市人口計生委提供的另一組性別比數據——出生人口性別比，與整體性別比相比，差異巨大。

圖片來源：攝圖網306536951（圖文無關）

學界認為，出生人口性別比正常值應在103-107之間。新生嬰兒的性別結構，直接影響著婚姻、家庭的形態和結構，也關系到區域的人口安全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楊洪濤在2007年發表的碩士論文《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治理問題研究——以徐州為例》中給出了研究的結論：

徐州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總體趨勢與全國基本一致，但失衡程度，比預想得要嚴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失衡持續的時間，比預想得要長。并且，出現了城鄉全面失衡、各孩次均出現失衡現象。

根據楊洪濤的研究，徐州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始于“七五”（1986年-1990年）時期，110.21偏離了正常值；“八五”期間逐步上升，達到129.83；“九五”時期進一步上升，達到138.91的嚴重程度。

圖片來源：《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治理問題研究——以徐州為例》，南京農業大學2007年 楊洪濤

根據徐州市公安局提供的截至2005年8月底的戶籍統計資料，整體0-23歲年齡組的人口性別比均偏離正常值。尤其是全市0歲組人口的性別比高達172.44，嚴重失調。

眾多調查結果表明，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主要是二胎及以上高孩次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結果。楊洪濤引用徐州市婦幼保健院提供的數據，2005年1-9月，一胎出生性別比為117，二胎出生性別比為164。

楊洪濤在論文中提到，“由于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是累積性失衡，持續的時間越長，對未來婚姻性別的擠壓就越大，由此造成的社會危害性也就越大。顯然徐州市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持續的時間較長，累積性失衡的效應己經顯現。”

問題因何而起

徐州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問題從何而來？

2010年，時任徐州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張延剛曾發表論文指出，徐州出生人口性別比開始失調的“七五”時期，即20世紀80年代初，正處于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初期。自那以后，徐州性別比開始走高，并一直持續近30年時間。

圖片來源：徐州市政府官網

從表面上看，計劃生育對傳統生育行為造成擠壓，并人為抬高了徐州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如張延剛指出，在不能通過多生和自然選擇來實現生育偏好的情況下，人們主觀上的生男意愿更趨強化。

計劃生育約束下，一系列“反常”情況出現。一種情況是，通過多次追生實現生男的家庭，可能會選擇隱瞞生育，瞞報漏報造成了出生人口中女性人數的“減少”。

代表性觀點如遼寧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周平梅在其碩士論文中所說，若對比20年以來人口性別比，盡管自80年代我國出生性別比持續走高，但對適婚期性別比影響力度較小。

另一種更極端的選擇是，在孕期進行非法胎兒性別鑒定，并選擇性實施人工流產。張延剛指出，隨著“兩非”（即非法鑒定胎兒性別和非法人工終止妊娠）打擊力度加大，此類行為變得更加隱蔽，取證和查處更為困難。

而從深層次來看，區位特征和經濟文化條件，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因素。

張延剛分析，當時徐州仍屬欠發達地區，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農村仍依賴傳統的耕作方式，當地農民期望依靠生男孩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又指望家庭養老、“養兒防老”。更重要的是，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群眾中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等傳統觀念仍存。這是導致徐州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失衡的源動力。

而位于蘇魯豫皖四省交界的地理位置，進一步增加了徐州治理性別失衡工作的難度。張延剛指出，雖然徐州與周邊省、市、縣進行了協調，但由于分屬不同行政區域，互無從屬關系，工作狀況及要求存在差異，區域協調機制尚未真正建立，治理工作合力未有效形成。異地胎兒性別鑒定時有發生，難以得到有效監管和遏制。

避免“婚姻擠壓”

公開信息顯示，“十一五”期間，徐州集中展開了一系列對出生人口性別問題的治理工作。幾項重點工作包括，建立了由市級多個部門為成員單位的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聯席會議制度，設立了省際交界地區的協作治理、聯合辦案和信息通報制度。

圖片來源：攝圖網500730881

推動出生人口性別趨正常，徐州的方向是明確的。但種種跡象表明，工作的推進也是緩慢的。

自2015年起，徐州曾連續多年出臺整治出生人口性別比工作實施方案。2018年，徐州市衛健委發布的一份關于開展出生人口性別比及“兩非”專項整治活動的情況通報顯示，當地政府仍然沒有完全形成共識，不僅個別單位“領導重視程度不夠”，“對專項整治活動不重視”，而且“整治工作流于形式”。

作為重點工作的打擊“兩非”行動同樣存在問題。該通報指出，少數地區對村（居）衛生室、個體診所、民營醫院、鎮衛生院和藥店監管存在疏漏，比如，少數醫療衛生機構B超檢查存在擔任上崗、B超檢查結果記錄不規范等問題。

一方面，在生育政策不斷放開的利好下，徐州的動作還需要進一步加快。另一方面，若干年前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所帶來的“包袱”，似乎正令當地適婚青年可能即將面臨“婚姻擠壓”。這是更棘手、也更近在眼前的問題。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李樹茁曾對“婚姻擠壓”問題進行詳細研究。他認為，婚姻擠壓是性別失衡所帶來的最直接和嚴重的后果之一，其主要表現為大量過剩男性集中出現，既體現出缺乏家庭支持和保護的脆弱性，又可能對人口和社會公共安全帶來影響。

最突出的社會風險之一，在于“刺激了對買婚、騙婚、婚外戀以及早婚回溯等現象的發生”。他特別提到，跨國婚姻詐騙案件在農村地區的屢屢發生，正是農村地區貧困男性家庭為婚姻采取的“非常規努力”之一。

對于徐州來說，形勢愈加緊迫。在2020年一份對政協委員提案的答復函中，徐州市衛健委已明確提到，要“切實認清當前因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所帶來的累積性效應，以及婚配失衡的危害性，進一步增強人口安全意識”。

針對累積性失衡問題，“主動回應社會關切。大力開展性別失衡后果的科普教育活動,促進廣大群眾了解性別結構變化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和不利影響”。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關鍵是要盡快行動，盡善施策。

記者| 吳林靜??楊棄非

編輯|段煉 楊歡 ?易啟江 杜恒峰

校對|孫志成

｜每日經濟新聞 ? nbdnews ??原創文章｜

未經許可禁止轉載、摘編、復制及鏡像等使用

如需轉載請向本公眾號后臺申請并獲得授權

德爾塔之后，奧密克戎毒株又全球大流行，

點擊下方圖片或掃描下方二維碼，查看最新疫情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