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熱評丨地緣沖突推高油價 應加快推進能源轉型

每經評論員 杜恒峰

去年12月上旬以來，全球原油價格又經歷了一波50%左右的上漲，目前布倫特和紐約原油期貨價格均在90美元上方，而在2月17日，布倫特原油現貨價格一度還突破了100美元大關，為2014年以來的最高值。作為“工業時代的血液”，既是基礎能源又是基礎化工品的原油，其價格變動對經濟乃至社會都有重要影響，目前全球主要國家大多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風險，而最近的俄烏局勢助推油價上行，進一步加大了各國央行控制物價的壓力，風險資產價格也因此嚴重受挫。

雖然國際油價距離2008年的歷史高點仍然遙遠，且2013年及2014年也曾長時間在100美元上下波動，但地緣政治風險升高仍然可能加重市場的擔憂情緒，漲價預期可能形成最終的漲價結果，高油價可能對全球經濟形成長期壓制。從20世紀下半葉的三次石油危機看，這種擔憂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比如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于“贖罪日”戰爭后，歐佩克組織中的阿拉伯國家對西方采取石油禁運，導致油價暴漲4倍以上，引發歐美國家嚴重滯脹，美元布林頓森林體系隨之垮臺，二戰后20多年的經濟繁榮徹底終結；第二次石油危機則爆發于兩伊戰爭開始時，國際油價出現了超過一倍的漲幅，這同樣導致歐美嚴重通脹，其宏觀經濟治理模式從凱恩斯主義徹底轉向了供給學派；第三次石油危機則始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3個月時間油價從14美元上漲到了40美元，全球經濟增速大幅下行。

不過，這三次典型的石油危機都起因于全球石油的心臟地帶中東，東歐和中亞的地緣沖突對油價的影響要小得多。此外，筆者注意到，即便是石油危機，其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實際也是一次比一次小。究其原因，在于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深，石油供應來源更加多元，全球能源結構也更加多元，一個地方的石油供應缺口可以被其他渠道很快補上；同時，石油儲備的調節作用變強，全球經濟增速中樞下移，在互聯網經濟提高經濟效率、改變經濟結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宏觀經濟對短期油價劇烈波動的耐受力實際是在不斷提高的。

從長期來看，雖然地緣政治風險對油價的影響在減弱，但這并不代表高油價的狀態不會持續甚至進一步惡化。在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到全球時，原油期貨甚至跌到過負數，但之后就一路走高，如今的高油價實際是這一趨勢的延續。在油價走高的諸多因素中，有西方國家為應對新冠疫情實施天量刺激措施等原因，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還在于全球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結構轉型。

一方面，石油作為一種過渡能源不具備長期投資價值，傳統油氣巨頭也紛紛向新能源轉型，導致石油勘探、開采方面的投資強度大幅下降。國際能源論壇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油氣項目支出下降30%。與此同時，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據伯恩斯坦研究公司數據，殼牌、埃克森美孚等全球七大石油巨頭今年擬通過股份回購向股東返還380億美元。

另一方面，碳市場規模的擴大和碳價的走高，抑制了油氣資源的盈利空間，油氣企業必然會將這部分成本轉嫁給下游，也可能進一步抬高油價。由于新能源轉型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在新能源價格降至“原油價格+碳價”之前，這種壓力將會一直存在。

因此，面對高油價壓力，加快推進全球能源結構轉型也就變得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