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包容性增長將所有人納入發展進程 體現公平與效率

         日前，在出席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時，胡錦濤主席發表致辭強調：實現包容性增長，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

        “包容性增長”的概念，具有極為豐富的含義。實現包容性增長，根本目的是讓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和地區、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要實現包容性發展，要堅持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人平等獲得發展機會，堅持以人為本，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從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從“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中國一直是包容性增長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包容性增長”對于中國未來一個階段的發展，有什么樣的意義？如何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理解這一概念？如何把這一理念運用于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制定之中？本期“時事觀察”，為您解析這一全新時代命題。

參與和共享的發展才有意義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唐鈞

        應該使人民群眾有充分的發言權，讓他們享有行使民主權利的廣闊空間，以求在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之間重建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認知，使每一個個體都能融入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之中

        “包容性增長”的概念最早是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提出：一個展望亞洲發展的報告中，提出要把關注的重點從應對嚴重的貧困挑戰，轉向支持更高和更為包容性的增長。

增長：引入知識、人力資本等因素

         “包容性增長”譯自一個英語復合名詞“Inclusive Growth”。其中的中心詞“增長”，常常與“Economic（經濟的）”搭配使用。在發展經濟學和發展社會學中，“增長”被界定為不同于“發展”的概念。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主要是指量的擴張，經濟發展則還包括結構的調整；發展社會學更進一步把發展的概念，擴張到整個社會經濟體制的轉型和重構，除了經濟增長以外，發展還應該包括制度、社會、產業、管理的結構以及人的態度的變化，等等。

        但是，盡管如此，因為“經濟增長”更加直觀，更具有可測量性和可比較性，使“增長”仍然備受青睞。進一步說，雖然經濟增長并不等于經濟社會發展，但經濟增長畢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如果經濟疲軟、停滯乃至倒退，那發展又何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說，增長實為發展之必需。近年來，以“增長”為研究對象的新增長經濟學活躍起來，將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中。而政府在教育、科研、法律等領域的開支，在傳統理論中被視為公共消費，也被看作是具有生產性的公共投資。

包容：將所有人納入發展進程

         “包容性增長”中作為定語的“包容”，有著“兼容并蓄”或“兼容并包”的涵義，可進一步引申為“融合”。當其與“社會”搭配時，就成了社會學的一個常用的概念，一般被表達為“社會包容”或“社會融合”。實際上，亞行所說的“Inclusive Growth”，其中的“Inclusive”，也應該包含“社會包容”或“社會融合”的意思。

         在社會學和社會政策學的概念體系中，“社會包容”的反義詞是“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所謂“社會排斥”，針對的是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數民族的種族歧視和偏見，這種歧視和偏見建立在一個社會有意達成的政策基礎上。美國社會學家戴維解釋說：主導群體已經握有社會權力，不愿意別人分享之，譬如他們擔心移民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對這些人加以社會排斥。

         如今，在社會政策及相關領域中，這個詞的指向已經被泛化，意指占據社會主流地位的階層或群體在社會意識和政策法規等不同層面上，對邊緣化的貧弱階層或群體進行社會排斥。在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首腦會議上，“社會排斥”被視為消除貧困的障礙：“各種社會排斥過程無不導致社會環境動蕩，終而至于危及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

        我們現在講“社會包容”或者“社會融合”，就是要消除任何形式的“社會排斥”，將所有的人包容到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消除社會階層、社會群體之間的隔閡和裂隙，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包括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健康人和病人、殘疾人，富裕階層、中間階層和困難群體……都能夠無障礙地融為一體。

包容性增長：將每一個個體融入發展之中

        當“增長”一詞被賦予新的更為積極的涵義，為了與傳統意義上的“增長”和“經濟增長”相區別，將“社會包容”作為定語，對重生的“增長”概念加以說明和限定，于是就構成了“包容性增長”的新概念。

         就其內涵而言，“包容性增長”必須強調兩個方面，即“參與”和“共享”，這也是“社會包容”的基本涵義。換句話說，只有在所有的社會成員能夠“參與”和“共享”時，經濟增長才具有積極意義。

        關于“參與”，1995年的哥本哈根“千年宣言”中曾有經典解釋：“只有人——不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社群——成為行動主體，變化和發展才能產生”。因此，應該使人民群眾有充分的發言權，讓他們享有行使民主權利的廣闊空間，以求在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之間重建關于發展的共同認知，使每一個個體都能融入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之中。

         關于“共享”，2005年聯合國審視“千年宣言”的一個報告中指出，共享不僅是指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同時也是發展、安全和人權的共享。確實，沒有發展，就無法享有安全；沒有安全，就無法享有發展；不尊重人權，我們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發展。除非這些事業齊頭并進，否則，其中任何一項事業都不會成功。

        “包容性增長”和中國近年來提出的“全面小康”、“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等思想，從根本上說是一脈相通的，都代表著世界文明發展的最新成果。胡錦濤主席此次提出這一概念，要在一個人口占世界近1/4的大國實現“包容性增長”，意義重大。現在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將這些思想付諸實踐，尤其是要讓人民群眾都能參與到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去共建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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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是民眾發展的制度訴求

        濟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俞憲忠

        包容性增長就是經濟增長、人口發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間的有機協同，具有顯著的民本主義發展旨向，更關注民權民生，更能滿足民眾權利發展的制度公平訴求

        在發展過程中，發展中國家通常面臨著非常顯著的制度約束，其實質就是制度安排與經濟增長之間缺乏應有的包容性。經濟增長的終極目的是人的發展，經濟增長的關鍵支撐是制度公平，包容性增長就是經濟增長、人口發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間的有機協同。

包容性增長體現公平與效率的內在一致性

         包容性意味著制度公平，而增長則意味著效率，包容性增長涵括了制度的基本效能——公平與效率。

        學界曾普遍認為，公平與效率相互排斥、不可包容。包容性增長理念的重大創新之處，就是重新描述了公平與效率之間相互依存和良性互動的內在包容性。如果沒有制度公平，就不可能將各種發展力量加以包容整合，因而就不可能實現效率改進，只有包容性的制度公平才有可能激活各種發展潛力，并造就經濟增長和持續繁榮，公平是效率的動力源泉和發展引擎。同樣的道理，如果沒有宏觀經濟的長期有效增長，國民大眾則只能處于共同貧窮的發展陷阱，而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的真正公平，只有持久性的效率增長才能為制度公平提供可檢驗性的雄辯證明。包容性增長理念實質上高度概括了公平與效率之間可以互相解釋的因果機制，從而充分肯定了兩者可以彼此證明的內在一致性。

包容性增長強調發展權利的同質均等性

         長期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和基本平臺是制度公平，也就是公眾普遍具有同質均等的發展權利，只有權利同質、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才能實現包容性增長。

        由此出發，包容性增長絕不允許國民之間不同的權利配置，絕不包容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壟斷特權或多元分割，絕不容忍制度化地相互敵視或群體性地彼此仇視。制度公平是“望遠鏡”，能夠為每個公民提供和諧穩定與公平合理的發展預期；制度公平也是“過濾器”，能夠使那些遵紀守法和德才兼備的勤奮努力者獲得成功；制度公平還是“潤滑劑”，能夠保障每個公民自主化地實現職業選擇和自由流動；制度公平更是“助推器”，能夠為每個公民的創新行為提供制度激勵。制度框架本身要能夠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相互兼容和彼此包容，這是經濟長期繁榮與社會持續和諧的規則基礎。包容性的權利安排和制度公平能夠節省制度費用，從而實現經濟增長、人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低成本推進。

包容性增長拒斥兩極分化但保護合理差別

        包容性增長的一個重要制度特征，就是國民大眾對增長成果的合理共享性，拒斥窮者愈窮和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發生。但收入共享性也絕不意味著平均主義，而是要求公民貢獻與個人收入之間的對稱性，由對稱性所產生的合理收入差異，則能夠獲得社會各階層的心理認可和理性認同。

        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并不是平均富裕、同時富裕和同步富裕，而是先后有別和快慢有序的有差別共同富裕。如果貧困的成因不在于個人，而是由于致富權利缺失，制度不信任和群體性怨憤就會發生，潛在危機因此容易轉化為現實危機，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社會動蕩就會發生。制度分配權利并界定機會，如果制度公平，合理的收入差別則會為理性國民所認可和接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包容性增長不僅要求對增長成果的公平分配和普遍共享，同時也涵括了對合理差別的相互認可和彼此尊重，制度安排不僅要關注弱勢貧困階層的發展訴求，而且也要同時給予合法致富者可預期的充分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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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長的邏輯延伸就是包容性發展

        社會發展不僅需要GDP增長和技術創新，而且也包容了制度優化和理念改進，同時還兼容了人口發展、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其變遷過程具有很強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協同性。包容性經濟發展由此成為包容性增長的自然邏輯延伸，這是以人口現代化和制度現代化所引領的經濟增長。

         人口發展和制度優化，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大特殊意義。在這個全球性文化激蕩的知識創新時代，如果因單純地追求GDP增長而忽視人口發展、制度優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等更為重要的發展變量，將會迷失終極發展目的，缺失由制度支撐的長效機制，國內生產總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也將會異化為國內總貧困（Gross Domestic Poverty）或國內總污染（Gross Domestic Pollution），“惡增長”的異化現象就會發生。在包容性基礎上改進增長模式和優化發展方式，這將成為我們建構和諧社會和實現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包容性增長的國際擴展就是和平發展

        我們可以將經濟全球化理解為不同經濟體之間相互依賴、理解和認同程度的日益加深，以至于誰也離不開誰，由此便凸顯了包容性增長的重要價值。

         在全球化時代，國別之間的路徑選擇既具有顯著的競爭性和多樣性，但同時也提供了合作性和趨同性。因而迫切需要不同的經濟體之間積極廣泛地展開對話、溝通和交流，在相互學習、模仿和借鑒中，尋求相互間的彼此尊重、肯定和協同，以和平、合作和和諧的發展方式，獲取差異化基礎上的增長包容、市場兼容和文化共容。在經濟均衡、市場優化和制度改進的國際平臺上，創構國際社會的經濟共榮、和諧共生和成果共享。和平與發展將會成為人類發展的永恒主題，包容性增長表達的正是國際社會普遍共有的這種和平發展訴求。

        概而言之，包容性增長模式具有顯著的民本主義發展旨向，體現出更加關注民權民生的新型發展理念，更能滿足民眾權利發展的制度公平訴求。在這個制度競爭的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若要跳出發展的陷阱，并實現發展的革命，人口現代化和制度現代化至關重要，這將成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卓越轉型的根本創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