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棟：老齡化并非經濟減速器

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社會各界普遍擔心經濟會否因老齡化而停止增長，尤其在慢慢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后，中國經濟是否還能保持中高速度增長。

根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歸結于資本(儲蓄率)、勞動力、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將通過影響這些變量進而作用于經濟增長。眼下社會各方的擔心，主要源于以下理由：老齡化會帶來負儲蓄進而降低投資資金來源，減少勞動人口和降低勞動效率、抑制創新、人力資本投資下降。實際上，這些理由未必成立。比如，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代際間的遺贈行為會導致家庭儲蓄率上升；勞動參與率提高與退休年齡的延長以及“機器人”的大規模應用，可減弱甚至彌補勞動力的下降；現代社會的技術創新和應用大多由年輕人主導；老年撫養比的提高擠占的社會教育支出可由少兒撫養比下降帶來的人均教育投資提高抵消。

筆者因此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人口老齡化并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陷入停滯，其對經濟的影響機制是復雜和綜合的，不能片面夸大其消極影響。

人口老齡化并非經濟增長的主要決定因素。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和現狀，決定了中國經濟仍將在中長期范圍內保持較高增長速度。

據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一國經濟增速的高低與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有關。經濟增長的階段性決定了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會有不同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學界一般把人均GDP作為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指標。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均GDP高低決定了經濟增長潛能。人均GDP較低，意味著經濟發展處于初中級階段，也意味著勞動力、資本、技術、制度等經濟發展的要素未被充分利用或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意味著生產率提升帶來經濟增長空間。

根據2012年世界銀行的經濟數據，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約為1.7%，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約為6.20%，低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約為6%。世界平均為2.62%。2002年至2012年，美、日、歐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67%、0.82%和1.22%，其處于發達階段的現實決定了增速位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中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數據說明其經濟增長處于成長階段。經濟發展規律還表明，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或2萬美元后，經濟增速會降至5%和3%左右。回歸分析也表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人均GDP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盡相同。平均來講，人均GDP每提高1000美元，從低到高四個國家組別的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分別是0.3%、0.12%、0.1%和-0.00027%

當今世界主要高收入國家的老齡人口都占據較高比例，但其經濟仍然在穩態水平上維持較高的增長水平。當然，在同一老齡化水平下，不同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存在較大差異。如丹麥、法國的經濟績效與瑞典、英國、奧地利等國相比就稍為遜色。與此同時，一些老齡化人口占比較低的國家由于戰亂、制度落后等因素，經濟增速反而不如發達國家。

30多年的改革開放開啟了我國經濟的起飛成長階段，在此期間，我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155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6731美元。照世界銀行的分類，我國目前處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展望未來，我國經濟將邁向成熟階段，人均GDP也將經歷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中長期范圍內人均GDP的逐步提高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速會下臺階。從經濟發展階段看，我國2010年至2027年發展階段類似日本1973年至1990年以及韓國1990年至2007年的發展階段，隨著人均GDP的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逐漸下降。因此，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經濟步入中低速增長階段與老齡化基本無關，老齡化是經濟步入發達階段后的伴生結果。但是，依照人均高收入的劃分標準9205美元，我國依然有較大差距。與美、日等大型經濟體居民人均GDP5萬美元、4.7萬美元的收入水平相比，增長空間更大。2012年，我國老齡化程度為8.68%，類似于1978年和2003年的日本和韓國，當時這兩國的儲蓄率約為32%和32%。而2012年我國的儲蓄率為49%。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居民與我國居民有相似的儲蓄偏好，在進入老齡化社會后，其經濟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了較高速增速。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我國經濟在未來較長時期內的增長潛力依然較大。

按照平均每年增加0.16個百分點的老齡化速度，到2020年我國老齡化程度將會達到10%左右，2050年達到16%左右。據測算，我國老齡化程度每上升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下降約0.47個百分點。那么，2020年和2050年老齡化相較2012年上升1個和7個百分點，即意味著2020和2050年經濟增速相比2012年分別下降0.5個百分點和3.5個百分點。換言之，若僅考慮老齡化因素，2020年和2050年潛在經濟增長率分別約為7.3%和4.3%。(作者系中華聯合保險控股公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