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論·前瞻】2016年，中國電影“血戰拐點嶺”

每經編輯｜譚飛    

譚飛（影視投資人、制作人、監制）/文

影視投資人、制作人、監制 譚飛（本人供圖）

電影市場并沒有到拐點，票房數字拐了一下是基于“票房泡沫或虛假裝飾”被擠掉。但不代表電影市場就不行了。

——譚飛

2016開年的時候，我被邀請參加央視財經頻道的《對話》欄目，錄一期關于中國電影產業的專題，當時嘉賓還包括尚未跳槽的葉寧，以及陳思成、大鵬等人。臺上臺下一幫人對2015佳績總結的同時，也對2016年的成績信心滿滿。當時有個話題是：2016年全年票房是否有可能突破700億元？結果很多嘉賓認為可以突破，這話當然不是信口開河，按照2015年相對上一年40%~50%的票房增量來講，2016達到或超過700億元，并不是天方夜譚。當時嘉賓們興高采烈、熱血沸騰的討論勁兒，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

然而，300多天過去，2016年結束了，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成績卻是500億元都很難達到。按月份算，有好幾個月的增長率甚至為負。在中國經濟普遍不景氣情況下幾乎唯一的“亮眼指數”也不再亮眼，拐點論甚囂塵上，業界大佬們不得不跳出來駁斥拐點論，認為這是跑猛了之后的自然回調，中國電影市場未來依然一片光明。但不管怎么說，中國電影在公私輿論場已不再是那個滿含優越感的好學生，而成了被質疑的對象。

“我覺得中國電影市場既沒有到拐點，也不是說就前路光明無陰影，真實狀況應該是處于兩者之間。”

在票補滿天飛的2015年，電影市場靠著人為“嗨藥”到了一個高度，這并非正常。而2016年由《葉問3》開始的整頓幽靈場及殺票補風，才讓電影市場的真實狀況浮出水面。即2015是不真實的，2016則相對真實。從票房數字也看得出來，票房增長率猛降甚或呈負數的時間軸背景正是主管部門相關舉措出臺之后。如果按2015的政策標尺以及部分電影從業人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勁頭，票房數字真可能很漂亮，漂亮得就像那些做工精密的假玉。

有人一定會說，2016年銀幕數比2015年增加近10000塊，票房總數只是微漲，說明單位產出在下降。這話當然有道理。但我們要看看電影來到2016年又面臨什么樣更慘烈的“爭奪眼球”的競爭。以前跟電影比賽的有圖書、網絡、游戲、電視、視頻等等，2016還遇上直播大火，旅游（尤其是國際旅游）大火，有多少人的注意力及時間消耗被吸引過去了。電影依然算藝術王冠，但它面對的注意力競賽非常激烈，如果優秀作品不能做到層出不窮，那么就很可能在競爭中敗下陣來。

2016年確實算不上一個電影大年，雖然《美人魚》《盜墓筆記》這些片子票房破了10億元，但國產片整體的藝術水準和口碑并不是特別理想。我認為，除了不可抗的某些藝術和政策規律外，2016國產片質量相對一般的原因有三：其一、前幾年大量熱錢涌入，產生了一大批不專業的投資人，他們投資的電影在2016年出來了，但他們不專業眼光下的電影藝術質量很難保證；其二、上市及并購重組等熱炒概念影響下，部分公司做了一批純粹為了賺錢，為產生利潤的電影，但越想掙錢越不容易弄好電影；其三、前兩年的IP熱潮，導致2016年出現一批所謂大IP電影，這些電影形式大于內容，不容易出現精品。

實際上，上述三點原因也可整合成一個原因，就是資本的力量。

“資本力量導致了某些作品不尊重藝術規律，不尊重質量規律，結果本末倒置，慘敗收場。”

說起資本力量，有個公司和人不得不提，萬達王健林。2016年王健林及萬達在文化領域有三樁大事：萬達院線中止收購萬達影視、傳奇影業，以及在好萊塢宣稱中國電影票房會過三百億美元，還有就是跟華誼兄弟的撕逼事件。我不愿把王健林說“萬達主題公園”要戰勝迪士尼列入其中，因為那明顯就是標題黨式的不花錢炒作。

而中止重組背后當然大背景是證監會收緊了對影視娛樂行業并購、重組的審查、監管，尤其是對跨領域重組的監管，此前稻草熊影業、樂視影業在內的一大幫有明星股東背景的公司被證監會攔下來就是強烈信號，靠著明星或概念獲得驚人PE（Private Equity 即私募股權投資）倍數的時代結束了，超級資本玩家王健林這一招玩的是“以退為進”。王健林在好萊塢的演講也是他的重要營銷招數，是為他在青島的東方影都造勢的，他除了說中國未來票房數將達到300億美元之外，還語重心長地“希望好萊塢提高自己的電影制作水準”，這話的高度之高，幾達外星，直接讓部分美國雜志把王健林的漫畫畫成了皇帝。

至于萬達跟華誼兄弟的幾番撕逼大戰，也讓整個影視圈為之側目。事件的起因是本文第一段提到的葉寧先生，而高潮則于馮小剛導演《我不是潘金蓮》遭遇萬達低排片之后，忍不住寫了一篇《潘金蓮致王健林先生的一封信》，讓華誼兄弟跟萬達的矛盾公開化。實際上，因為王健林昔日愛將葉寧跳槽華誼兄弟，萬達早在《搖滾藏獒》時就開始杯葛華誼兄弟的電影。但華誼兄弟因為缺乏強有力院線背景，一直忍氣吞聲，直到有“小鋼炮”之稱的馮小剛拍案而起，這事才成為一樁社會熱點。這件事背后的深意是關于“壟斷”的爭論，支持華誼方認為，超大院線不應該借壟斷之勢想封殺誰就封殺誰；支持萬達方認為，這就是市場經濟，萬達方有這樣“任性”的權利。

盡管萬達官方從未公開鄭重承認在封殺華誼（王思聰也是在微博認認），但在我看來，對市場秩序而言，拿個人恩怨凌駕于商業規矩之上，并不是值得提倡的行為，有人振振有辭：當年好萊塢也曾走過這段。我覺得這個貌似有理的邏輯其實很荒謬：因為好萊塢也這么玩過，所以我們必須也來一次。按此邏輯，以前很多體育強國靠興奮劑拿了不少金牌，那我們也必須先違規使用興奮劑，才能發展為體育強國？！

這個國家在慢慢中等收入化，中產化特別要強調“程序正義”，意即不論你做的事是否正義，程序上應該合規。

“隨著大城市的中等收入觀眾及小鎮青年成為電影的主要票倉，他們的很多程序要求及內容要求將不斷影響未來電影市場。再往后走，沒有代入感，生活在真空里的電影將越來越難撬動觀眾的錢袋子。”

比如，是不是任何一個電影只要有3D版本都應該無原則地放？今年《諜影重重》事件說明，中等收入觀眾對舒適觀影的需求有可能壓過影院創收要求，這樣的事情今后會越來越多。小鎮青年對于電影作品不假不裝、契合他們內心世界的內容需求將越來越迫切。

亮眼的東西來自2016年最后兩月，大量好片年底為主管部門攢業績。不論中國的《長城》《羅曼蒂克消亡史》《我不是潘金蓮》，還是外片《血戰鋼鋸嶺》《薩利機長》《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都引發社會熱議。如果說中國電影2016是一場血戰的話，最后兩個月就是“鋼鋸嶺戰事”，成敗在此一舉。然而，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國電影票房最終達到457.12億元，同比2015年增長僅3.73%。

而另一指標性大片《長城》的票房同樣也為業界看重，雖然張藝謀導演罕見表示：“電影票房是商業電影的唯一指標”，而且這番“唯票房論”的背景是：陷入重重危機的樂視，需要強心針。但截止發稿時，據CBO中國票房顯示，《長城》累計票房僅10.69億元，遠不及預期。

2016已結束，中國電影春天還會遠嗎？

（每經實習編輯 溫夢華）